1990年的冬天来得猝不及防,一场寒流席卷北京时,“红玉家常菜”刚送走最后一波堂食客人。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聂红玉用手指划开一块,看见路灯下的纺织厂门口,几个裹着旧棉袄的工人正跺着脚搓手,嘴里哈出的白气瞬间消散在寒风里。柜台电话突然响了,是纺织厂工会的张干事,声音带着急促的颤音:“聂总,能不能麻烦给车间送二十份热乎饭?夜班工人冻得手都僵了,实在没法跑出去吃。”
挂了电话,聂红玉转身看向后厨,陈教授正用布擦着铁锅,王寡妇在收拾剩菜,老周抱着暖壶往杯子里倒热水,嘴里念叨:“这鬼天气,明儿客人指定更少。” 聂红玉敲了敲柜台,把张干事的需求说了一遍,老周立刻摆手:“送外卖?那哪行!咱们是正经餐馆,不是走街串巷的小贩,送出去多掉价!” 王寡妇却停下手里的活:“我看行,工人不容易,冻得那样,送点热饭是积德。”
“不是掉价,是商机。” 聂红玉走到窗边,冰花下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零星的自行车铃响被寒风吞没。她想起前世在星级酒店当经理时,寒冬深夜的客房送餐服务——裹着绒布的餐盘保温罩,精准到分钟的配送时间,连汤勺的朝向都有标准。那时候她就知道,“让客人在最需要的时候吃到热乎饭”,从来都是服务业的刚需。“现在天冷,工厂加班的、家里有老人孩子的,都不想出门,这就是咱们的新市场。”
沈廷洲这时推门进来,身上带着一身寒气,手里抱着个用军大衣裹着的包裹:“基地的白菜冻了些,我挑着好的拉来了。” 听见“送外卖”的讨论,他把包裹往桌上一放,露出里面几个冻得硬邦邦的白菜:“我在部队当通讯员时,冬天给岗哨送热饭,用棉絮裹着饭盒,走二里地还冒热气。咱们要是送,我能做保温箱。” 他的话像颗定心丸,老周张了张嘴,终究没再反驳。
当天晚上,核心团队就聚在餐馆的包间里开起了会。桌上摆着聂红玉画的草图,左边是酒店客房送餐的流程表,右边是空白的“外卖方案”。“我的想法是,借鉴酒店送餐的规矩,但要接地气。” 聂红玉用铅笔指着草图,“第一是保温,这是关键;第二是准时,不能让客人等太久;第三是方便,订餐、取餐都得简单。”
陈教授扶着眼镜,手里转着筷子:“外卖的菜得改改,堂食的酸汤面容易洒,红烧肉、炖土豆这些耐放又保温的正好,我再调个‘外卖专用’的酱汁,凉了也不腻。” 苏晓雅翻开笔记本:“我做了调查,纺织厂有三个车间,夜班工人大概两百人;周边两个社区,老人小孩多,咱们可以分区域送。” 小石头补充道:“订餐方式可以用电话,再在工厂门口和社区小卖部设个‘代收点’,没电话的可以托代收点订。”
老周还是有些顾虑:“聂总,送外卖得加人手,油钱、车钱都是成本,要是订的人少,岂不是亏了?” 聂红玉早算过这笔账:“咱们不用额外买车,找纺织厂的下岗工人,他们有自行车,熟悉路线,一个月给一百五十块工钱,比在路边摆摊强;保温箱用工厂的旧铁皮箱改,成本不到二十块;菜品用堂食剩下的备料,不浪费。” 她看向老周,“咱们做的是‘便民’,亏不了,还能帮着解决几个就业岗位。”
方向定了,团队立刻分工。沈廷洲负责做保温箱,他找来了食品厂淘汰的铁皮箱,内壁铺了三层基地的老棉絮,再裹上军大衣的内胆,箱盖用搭扣固定,最后在外面刷上“红玉外卖”四个红漆字,还在侧面开了个小窗口,方便看温度。“我试过了,零下五度,放两个小时,里面的馒头还是热乎的。” 他掀开箱盖,里面放着个搪瓷碗,碗里的红烧肉冒着热气。
聂红玉则带着小张她们做服务流程。她把酒店的《客房送餐手册》改成了《红玉外卖服务规范》:“订餐要记清楚地址、电话、口味,比如张师傅不吃香菜,李奶奶要软饭,都得写在单子上;送餐时要戴干净的白手套,递餐时说‘您的热饭来了,快趁热吃’;收完钱要给‘意见卡’,让客人写味道、温度满不满意。” 她还特意买了二十个新的搪瓷饭盒,每个饭盒上都印着小梅花,和餐馆的餐具一模一样。
菜品方面,陈教授牵头做了“外卖菜单”,比堂食少了一半,只留二十道耐放的菜:“娘的红烧肉”“外婆的炖土豆”“家常馒头”“酱萝卜”,还加了个“暖心套餐”——一份红烧肉、两个馒头、一碟腌菜,正好够一个工人吃,定价三块五,比堂食便宜五毛。“我把红烧肉的火候加大了十分钟,炖得更烂,保温后味道更进味。” 陈教授端来试吃的肉,聂红玉尝了一口,肉香浓郁,果然比堂食的更入味。
配送团队招了五个纺织厂的下岗工人,都是三十多岁的汉子,有自行车,为人实在。沈廷洲亲自给他们培训,他把工厂和社区的地图画在硬纸板上,用红笔圈出配送区域:“城东分三个区,一区是纺织一厂,二区是二厂和三厂,三区是幸福里和光明里社区,每个区一个人,别跑乱了。” 他还教他们怎么绑保温箱:“自行车后座绑紧,别晃,遇到坑洼慢点开,洒了要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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