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你。”张学峰走回桌前，拿起笔，“富贵家的老二，建军家的侄子，还有王老大、陈老大家里那几个读过中学、脑子灵光的后生，第一批，都送出去！另外，在公司里，像财务科那个小林，业务部的小赵，这几个年轻人有股钻劲儿，也重点培养，多给机会。”
一个系统性的、着眼于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发展的人才培养计划，在张学峰脑海中迅速成型并开始付诸实施。
计划一经宣布，在“兴安”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老兄弟们对此反应不一。孙福贵和周建军虽然对自己可能“跟不上”有些失落，但对送自家孩子出去读书是举双手赞成，他们太知道没文化的苦了。王海峰和老陈头则有些担忧，怕年轻人出去见了世面，心野了，不愿再回这“小地方”。
张学峰专门召开了一次核心骨干会议。
“富贵，建军，王老大，陈老大，”张学峰看着这些一路风雨同舟的老兄弟，语气诚恳，“咱们是一起从枪林弹雨、大风大浪里闯出来的，没有你们，就没有‘兴安’的今天。这份情义，比金子还重！”
他话锋一转：“但是，兄弟们，‘兴安’做大了，不能再只靠咱们几个老哥们儿拍脑袋、抡膀子了。咱们得承认，有些新玩意儿，咱们不懂，得学。咱们年纪大了，学得慢，但咱们的娃娃、咱们信得过的年轻人，他们学得快！送他们出去学本事，不是为了取代咱们，是为了让他们将来能接咱们的班，把咱们打下的这片江山，守得更好，扩得更大！是为了咱们‘兴安’能成为一艘永不沉没的巨轮，而不是咱们几个老家伙一退休，就散了架！”
他目光扫过众人：“你们放心，只要我张学峰在一天，‘兴安’就永远是咱们兄弟们的‘兴安’！老兄弟们该有的位置、该享的福，一点不会少！但咱们也得为‘兴安’的将来着想，为咱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能长久传下去的家业！这才是真正的义气！”
一番话，情真意切，既有对过去的肯定，又有对未来的担当，说得孙福贵等人心服口服，再无异议。
计划迅速推进。栓子带着第一批共六名“兴安子弟”（包括孙福贵的二儿子孙小虎、周建军的侄子周铁柱等），在正月十五过后，登上了前往省城的火车。张学峰亲自送到车站，对每个孩子都叮嘱再三，除了学习，更要谨言慎行，团结互助。
与此同时，公司内部的学习氛围也被带动起来。张学峰高薪从省城聘来一位退休的老会计师和一位国营大厂退下来的生产管理干部，每周抽出两个下午，给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和有意向上的年轻员工上课，讲解基础会计、成本核算、生产计划、质量管理等知识。一开始，课堂里哈欠连天，不少人听得云里雾里。但张学峰以身作则，每次都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讲，记笔记，课后还提问。老板都如此，底下人谁敢懈怠？慢慢地，课堂气氛变得严肃而热烈，甚至开始有人为了一个成本分摊问题争论起来。
张学峰还鼓励各部门开展“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运输队比安全驾驶和油耗控制，仓库比货物保管和出入库效率，收购站比辨识药材成色和压价技巧……优胜者有奖励，并将经验总结推广。这些土办法虽然简单，却有效地提升了各环节的专业性和效率。
对于外部人才的引进，张学峰则持谨慎开放的态度。他通过胡老板和县里的关系，物色了几位确有真才实学、且背景相对干净的专业人士，以“顾问”、“特聘经理”等身份引入，给予高薪和一定权限，但核心决策和人事、财务大权依然牢牢掌握在自己和几个老兄弟手中。这些“外来和尚”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与“兴安”原有的草根文化在碰撞中逐渐融合。
人才培养的效应，并非立竿见影，但却像春雨润物，悄然改变着“兴安”的肌体。
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财务和采购部门。在老会计师的指导下，原本粗放的账目逐渐规范，成本核算开始清晰，资金使用效率得到提升。采购部门在学习了基本的质量标准和市场信息后，与深山猎户、苗寨的谈判更加有据可依，不仅压低了部分进货成本，还通过提供种植建议和预付定金等方式，稳定和优化了货源品质。
栓子等人从省城寄回的信件和资料，也成了公司内部传阅学习的素材。他们接触到的市场经济理论、企业管理案例，虽然有些超前，却为“兴安”的管理层打开了一扇望向更广阔天地的窗户。
张学峰自己也在不断学习。他让栓子定期寄回省城商业干部管理学院的教材和讲义，自己抽空研读。他还通过胡老板，订阅了几份南方开放城市的经济类报纸和内部参考，密切关注着政策动向和市场变化。
然而，就在张学峰潜心于内部建设和人才培养，为“兴安”的长远发展夯实根基时，一个被他暂时搁置、却从未真正忘记的隐患，如同潜伏在深海下的暗礁，再次露出了狰狞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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