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意传出后，朝中众臣闻听，神色各异。
南衙一系面露欣然之色，觉得陛下终于明辨贤愚，重用能臣，大感畅快。
田党则暗中冷笑，在他们看来，皇帝这是把李崇晦这头不知拐弯的倔驴，硬生生拴到了刑部盘磨上，且看他这块硬骨头，能在其中扑腾出什么花样，只怕迟早撞得头破血流。
那些中立之臣则暗自感慨天心难测，圣心如渊，这般安排看似简简单单，内里却藏尽机锋，实在耐人寻味。
李崇晦本人却是无喜无悲，领旨谢恩，表示自己必当恪尽职守，秉公执法，不负圣恩。
他明白皇帝的用意，也接受这一安排。
对他而言，去刑部未必是坏事，那里直面罪恶，他正能施展抱负，涤荡污浊。
至于规矩约束？他行事但求问心无愧，又何惧之有。
李崇晦的封赏定了调子，其他相关人员的封赏便依次进行，如郑怀安等人，各有金银绢帛，赏赐嘉奖。
接下来，便是对其他衙门的奖赏。
尤其三法司——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在此番连环大案中出力甚多，有功之人，依例叙功，或加衔，或赐金，或荫其子，各有封赏，不一而足。
就连之前因查案不力被敲打过的官员，也得了些安抚性质的赏赐，全了体面。
皇帝此刻手头宽裕，赏起来也颇为大方，只见恩旨一道道颁下，赏赐一项项报出，仿佛前些时日那场席卷朝野的血雨腥风从未发生，只剩下一派皇恩浩荡、君臣相得的和乐景象。
只有户部尚书眉头紧锁，心里噼里啪啦打着算盘。
他侧耳听着那一项项赏赐，金银多少，绢帛多少，田亩多少，看着皇帝大手笔地撒钱封赏，每报出一项，他的心就抽疼一下。
这次，好不容易抄了点贪官家底，填充早已见底的国库，这还没捂热乎呢，就要流水般花出去一部分。
开春的河工、边镇的粮饷、官员的俸禄、皇室的用度……明年还不知道有多少窟窿要填，更遑论未知的灾患。
如今户部右侍郎缺还没补上，一堆烂摊子等着收拾，千斤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肩上，陛下这回赏得是痛快了，可户部尚书这个“管家”是要愁白了头了。
这个家，实在是难当啊！
他看着志得意满的皇帝，不由得在心里默默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可别再出什么幺蛾子，让这点家底能多撑些时日。
层层封赏之后，皇帝避无可避地想起了一个名字——程恬。
皇帝对她的印象，着实复杂。
最初在紫宸殿中听闻治蝗之策，他觉得此女颇有些机巧之思，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但也仅止于此，他当时觉得新奇，赏了些金银便抛诸脑后。
后来会审之中，她当庭辩驳，展现出过人的胆识和急智，侃侃而辩，锋芒初露，才让皇帝对她另眼相待。
但与此同时，总有一些人不断在他耳边进言，说牝鸡司晨，非家之福，妇人干政，有违礼法，劝他不可过于褒奖一个女子，以免助长“歪风邪气”。
皇帝自己内心也有这种想法，女子就该安守内宅，相夫教子，即便有些才智，也不该如此介入朝堂之事。
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让他不愿给予一个女子超出妇德范畴的过高褒奖。
正因此，之前对她揭榜献上治蝗策的赏赐，只是轻飘飘的口头嘉奖和些许金银布帛，敷衍了事。
公文中也刻意淡化了她的个人贡献，将功劳归到了太子和朝廷善纳良策上。
然而此番正式论功行赏，程恬的功劳再也无法被忽视。
治蝗献策，首倡之功，这是事实。
赈灾首功固然要归太子，以示储君威德，可若对献策之人依旧轻描淡写，未免显得朝廷刻薄寡恩，也寒了那些真正办实事的人的心。
李崇晦在奏报中多次提及，她的献策之功是治蝗关键，郑怀安等人也在朝议中，或明或暗地为她说话。
更重要的是，皇帝自己也清楚，若无她的治蝗策，河南灾情恐难控制，后续的贪腐大案未必能如此顺利揭开。
司天监那番天降祥瑞、应兆贤才的解读言犹在耳，甚至连天意似乎都在眷顾此女，他这天子若是毫无表示，岂非逆天而行。
可若是因治蝗之功对一个女子大加封赏，将功劳归于其身，又将太子的体面置于何地，等同于变相鼓励女子干预政事。
正当皇帝感到此事分外棘手之时，他忽然想起大理寺三司会审长平侯府时，程恬曾当庭伏首陈情，愿以自身所有微末功劳，换取家族谋逆案件重审的机会。
当时他虽未出声应允，但对此事印象颇深。
“有了！”皇帝眉头一展，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台阶。
他不必着重表彰她那份治蝗功绩，转而可以褒奖她“忠孝两全”的品德。
她献策灭蝗，是忠君爱国，心系黎民；以功赎罪、为亲请命，是孝悌本分，不忘根本。
将治蝗之功与为家族申冤之举合二为一，作为一个“忠孝两全”的典范来加以表彰，岂不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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