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中心地下三层的恒常“白昼”里，时间的流速仿佛被规则稳定场悄然稀释。但对于“余烬”项目组的神经科学家和规则医学专家们而言，过去四十八小时内的每一秒，都被各种精微的数据和曲线图分割、填充，变得异常具体而珍贵。
沈岩病床旁，新增了一台外形更加流线、通体哑光银白的设备。它没有明显的屏幕或指示灯，只有几根纤细的半透明导管连接着沈岩头部的特定区域，导管内流淌着仿佛液态光的微弱银蓝色物质。这是“余烬”项目紧急调拨来的原型机——“深层意识涟漪共鸣探测器”（DCRRD），旨在捕捉和解析那些常规脑电设备无法触及的、可能存在于意识更深层面或规则维度的微弱活动信号。
顾临渊站在主控台前，和项目组首席神经科学家周博士一起，凝视着屏幕上滚动的、极其复杂的数据流和三维频谱图。
“频率锁定完成，耦合强度维持在安全阈值百分之零点三。”周博士的声音带着研究者特有的专注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看这里，边缘系统—海马体复合区域的背景噪声基线，在过去三十小时内，下降了约百分之十五。而与之相对的，我们通过DCRRD导入的、模拟‘回响核心’早期正向频率的弱规则波动，在该区域引发的‘响应涟漪’的清晰度和持续时间，分别提升了百分之八和百分之十二。”
屏幕上，代表“响应涟漪”的淡金色波形，在原本平直或杂乱的背景线上，如同投入静水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虽然依旧微小，却已能被算法清晰地识别和标记出来。
“这意味着他的大脑，至少是这部分与记忆、情绪相关的神经网络，正在对外部特定的、温和的秩序刺激，产生越来越‘有组织’的响应。”顾临渊分析道，眉头微蹙，“但响应依旧是完全被动的、反射性的，没有出现任何高阶认知区域（如前额叶）的联动激活迹象。这更像是……某种深埋的‘程序’或‘印记’被唤醒，而非自主意识的回归。”
“即使是‘程序’或‘印记’的响应，也足够令人鼓舞。”周博士推了推眼镜，“这说明他的意识结构并未完全崩解，而是进入了某种极端深度的‘节能’或‘保护’状态，核心的‘信息接收与处理单元’可能仍在最低限度运作。我们模拟的‘回响核心’频率，与他在最后时刻深度融合的那些早期研究者意志‘回响’同源，这很可能触发了某种潜意识的共鸣，如同用正确的频率叩击一扇紧闭的门。”
“但仅仅叩门还不够。”顾临渊的目光转向沈岩安静的面容，“我们需要找到‘钥匙’，或者至少，弄清楚门后到底是什么状态，以及为何紧闭。”
就在这时，一名项目组成员快步走来，递上一份刚刚解密传输过来的文件。“周博士，顾医生，这是林婉队长通过徐老渠道调阅并转来的初步筛选报告，关于沈岩同志加入总局前，更详细的生活轨迹追溯分析。她特别标注了其中几个时间点和事件的‘模糊性’。”
顾临渊接过文件，快速浏览。报告基于公开记录、有限的社会关系访谈以及总局内部更高权限的信息库交叉比对。沈岩的成长轨迹，在表面上确实普通：出生、上学、大学、工作……但在几个节点上，出现了微妙的“信息衰减”或“记录矛盾”。
其一，是他的出生证明原件在早年的一次基层档案库“局部火灾”中损毁，现存为补办件。火灾范围极小，恰好只波及了存放当年部分新生儿档案的区域，且原因记录为“电路老化”，但年代与当时该库房的普遍维护水平略有出入。
其二，是他的中学时代，有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其家庭住址登记在一个老旧的厂区家属院，但该区域在同一时期，恰好是原“泽农计划”某外围协作单位（一家早已倒闭的精密仪器厂）的所在地。报告备注，该厂在彻底解散前，曾有过一批非核心研究数据的非正常转移和销毁，情况不明。
其三，是他大学毕业前后，曾因一次“突发性原因不明的低烧伴短暂意识障碍”住院一周，病历记录简略，诊断为“病毒性脑炎待排”，但症状描述和恢复过程与典型病例有细微差异。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负责该病房的一名主治医生，数年后被发现在一次海外学术交流后“意外失踪”，其背景调查显示与某些境外非公开研究机构有过模糊接触。
这些信息单独看，都可以用巧合、记录疏漏或独立事件解释。但当它们同时出现在一个后来被“火种”选中，并卷入泽农计划遗留灾难中心的人身上时，其叠加的“异常概率”便显着上升。
“林队怀疑，沈岩被‘火种’选中，或许并非纯粹的偶然或随机事件？”顾临渊将报告递给周博士。
周博士仔细看完，沉吟道：“‘火种’印记的传承机制，一直是最高机密，即使在项目组内部，我们所知也有限。维拉德前辈他们的‘回响’为何选择沈岩，原因未知。但如果沈岩的过去，本身就与泽农计划，甚至与‘秩序侧影’、‘规则生物’这些概念存在某种未察觉的、间接的或极早期的关联……那么，‘火种’的选择，可能是一种‘应对’或‘平衡’？而他现在意识的沉寂，是否也因为这种潜在的‘关联’，在最后的信息冲击中被异常地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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