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中心地下三层的恒常“白昼”里,时间的流速仿佛被规则稳定场悄然稀释。但对于“余烬”项目组的神经科学家和规则医学专家们而言,过去四十八小时内的每一秒,都被各种精微的数据和曲线图分割、填充,变得异常具体而珍贵。
沈岩病床旁,新增了一台外形更加流线、通体哑光银白的设备。它没有明显的屏幕或指示灯,只有几根纤细的半透明导管连接着沈岩头部的特定区域,导管内流淌着仿佛液态光的微弱银蓝色物质。这是“余烬”项目紧急调拨来的原型机——“深层意识涟漪共鸣探测器”(DCRRD),旨在捕捉和解析那些常规脑电设备无法触及的、可能存在于意识更深层面或规则维度的微弱活动信号。
顾临渊站在主控台前,和项目组首席神经科学家周博士一起,凝视着屏幕上滚动的、极其复杂的数据流和三维频谱图。
“频率锁定完成,耦合强度维持在安全阈值百分之零点三。”周博士的声音带着研究者特有的专注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看这里,边缘系统—海马体复合区域的背景噪声基线,在过去三十小时内,下降了约百分之十五。而与之相对的,我们通过DCRRD导入的、模拟‘回响核心’早期正向频率的弱规则波动,在该区域引发的‘响应涟漪’的清晰度和持续时间,分别提升了百分之八和百分之十二。”
屏幕上,代表“响应涟漪”的淡金色波形,在原本平直或杂乱的背景线上,如同投入静水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虽然依旧微小,却已能被算法清晰地识别和标记出来。
“这意味着他的大脑,至少是这部分与记忆、情绪相关的神经网络,正在对外部特定的、温和的秩序刺激,产生越来越‘有组织’的响应。”顾临渊分析道,眉头微蹙,“但响应依旧是完全被动的、反射性的,没有出现任何高阶认知区域(如前额叶)的联动激活迹象。这更像是……某种深埋的‘程序’或‘印记’被唤醒,而非自主意识的回归。”
“即使是‘程序’或‘印记’的响应,也足够令人鼓舞。”周博士推了推眼镜,“这说明他的意识结构并未完全崩解,而是进入了某种极端深度的‘节能’或‘保护’状态,核心的‘信息接收与处理单元’可能仍在最低限度运作。我们模拟的‘回响核心’频率,与他在最后时刻深度融合的那些早期研究者意志‘回响’同源,这很可能触发了某种潜意识的共鸣,如同用正确的频率叩击一扇紧闭的门。”
“但仅仅叩门还不够。”顾临渊的目光转向沈岩安静的面容,“我们需要找到‘钥匙’,或者至少,弄清楚门后到底是什么状态,以及为何紧闭。”
就在这时,一名项目组成员快步走来,递上一份刚刚解密传输过来的文件。“周博士,顾医生,这是林婉队长通过徐老渠道调阅并转来的初步筛选报告,关于沈岩同志加入总局前,更详细的生活轨迹追溯分析。她特别标注了其中几个时间点和事件的‘模糊性’。”
顾临渊接过文件,快速浏览。报告基于公开记录、有限的社会关系访谈以及总局内部更高权限的信息库交叉比对。沈岩的成长轨迹,在表面上确实普通:出生、上学、大学、工作……但在几个节点上,出现了微妙的“信息衰减”或“记录矛盾”。
其一,是他的出生证明原件在早年的一次基层档案库“局部火灾”中损毁,现存为补办件。火灾范围极小,恰好只波及了存放当年部分新生儿档案的区域,且原因记录为“电路老化”,但年代与当时该库房的普遍维护水平略有出入。
其二,是他的中学时代,有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其家庭住址登记在一个老旧的厂区家属院,但该区域在同一时期,恰好是原“泽农计划”某外围协作单位(一家早已倒闭的精密仪器厂)的所在地。报告备注,该厂在彻底解散前,曾有过一批非核心研究数据的非正常转移和销毁,情况不明。
其三,是他大学毕业前后,曾因一次“突发性原因不明的低烧伴短暂意识障碍”住院一周,病历记录简略,诊断为“病毒性脑炎待排”,但症状描述和恢复过程与典型病例有细微差异。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负责该病房的一名主治医生,数年后被发现在一次海外学术交流后“意外失踪”,其背景调查显示与某些境外非公开研究机构有过模糊接触。
这些信息单独看,都可以用巧合、记录疏漏或独立事件解释。但当它们同时出现在一个后来被“火种”选中,并卷入泽农计划遗留灾难中心的人身上时,其叠加的“异常概率”便显着上升。
“林队怀疑,沈岩被‘火种’选中,或许并非纯粹的偶然或随机事件?”顾临渊将报告递给周博士。
周博士仔细看完,沉吟道:“‘火种’印记的传承机制,一直是最高机密,即使在项目组内部,我们所知也有限。维拉德前辈他们的‘回响’为何选择沈岩,原因未知。但如果沈岩的过去,本身就与泽农计划,甚至与‘秩序侧影’、‘规则生物’这些概念存在某种未察觉的、间接的或极早期的关联……那么,‘火种’的选择,可能是一种‘应对’或‘平衡’?而他现在意识的沉寂,是否也因为这种潜在的‘关联’,在最后的信息冲击中被异常地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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