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党组会议的决议，像一块被精确切割的璞玉，既有赋予形态的许可，又带着坚硬的边界。高晋深知，周部长的“平衡术”给了他一个狭窄却宝贵的起跳板。现在，他需要做的，不是抱怨空间的局促，而是在这有限的方格内，跳出最惊艳的舞蹈，让“星图”的火种真正燃烧起来，直至让人无法忽视它的光与热。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高晋便召集了由他直接分管的综合司、发展规划司、以及负责信息化的数据中心的负责人，召开了“星图系统建设筹备小组”的第一次内部通气会。他没有选择庄重的大会议室，而是选了一间小型讨论室，氛围刻意营造得务实而紧凑。
“党组已经给了我们方向，也划定了范围。”高晋开门见山，没有多余的寒暄，“现在的核心任务就一个字：干。而且要干出实效，干出说服力。”
他环视在座的几位核心骨干，目光沉静而坚定：“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不是争论理念，而是用最快的速度，拿出一个能让质疑者至少部分闭嘴的试点方案和初步成果。时间不站在我们这边，观望和怀疑的目光只会越来越多。”
综合司司长赵明，一位以思维缜密、笔头功夫深厚着称的老规划，推了推眼镜，谨慎开口：“高部，试点领域的选择至关重要。周部长提到了能源后续和数字经济。能源规划我们前期有老工业区评估的基础，数据相对扎实；数字经济则是新领域，变量多，但可能更容易体现动态管理的优势。两者各有侧重，我们先集中力量主攻一个，还是双线并进？”
“双线并进，但侧重不同。”高晋早有腹案，“能源规划，特别是新能源布局的后续跟踪评估，由发展规划司主导，综合司配合。这是我们‘传统优势项目’的升级，阻力相对小，王副部长那边也更容易接受。目标是验证‘星图’在成熟领域提升精准度的能力。”
他顿了顿，看向数据中心主任李毅——一位年富力强、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充满热情的少壮派官员：“数字经济相关规划，由数据中心牵头，这是‘星图’理念最能大放异彩的地方。数字产业瞬息万变，传统五年规划的模式在这里确实显得滞后。我们要做的，是构建一个能够实时捕捉产业态势、预警区域失衡、辅助政策微调的模拟平台。这是攻坚的重点，也是最能体现‘星图’价值的方向。”
李毅眼中闪过兴奋的光芒，立刻应道：“明白！我们前期已经做了一些技术储备，包括与几家头部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合作也在接触中。只要政策允许，我们可以快速搭建原型系统。”
“政策允许是关键。”高晋提醒道，“试点期间，所有数据来源、合作模式必须严格合规，特别是涉及企业数据的，要慎之又慎，不能授人以柄。刘副部长提到的法律风险，是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讨论聚焦于技术路径、数据获取、团队搭建和短期目标。高晋展现出与党组会议上沉稳辩护时不同的另一面：雷厉风行，细节控，对时间节点要求极其严苛。他要求能源线在一个月内拿出基于“星图”初步模型的新能源消纳能力动态评估报告，要求数字线在两个月内完成原型系统开发并实现至少三个核心指标的动态可视化。
“不要追求大而全，要聚焦于‘解决一个具体问题’。”高晋反复强调，“比如，能否提前一个月预测到某个区域的光伏装机过剩风险？能否动态评估某项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对特定县域的渗透效果？我们要用实实在在的‘用例’，来代替空泛的‘理念’。”
筹备小组像一枚被强力拧紧的发条，开始高速运转。高晋亲自点将，从各司局抽调了一批兼具业务知识和技术背景的年轻骨干，组建了核心团队。他给予这个团队相当大的自主权和资源倾斜，但也承担着相应的压力。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与科技公司的技术研讨会一场接一场，数据接口、算法模型、可视化呈现……一个个枯燥的技术名词，成为了这个临时团队日常交流的“黑话”。
然而，波澜总是如影随形。
首先发难的并非王振涛或刘启明，而是来自高晋未曾预料的方向——地方规划部门。某能源的规划局局长，一位与王振涛私交甚笃的官员，在一次非正式通话中向高晋“诉苦”：“高部长，您这个‘星图’系统好啊，听说能实时监控我们地方的能源数据？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每调整一次小火电的关停计划，都要先向部里的‘星图’报备，等它‘算一算’是否可行？这……这让我们地方的工作很难开展啊。”
话语委婉，但质疑的锋芒毕露。高晋耐心解释，系统是辅助决策，并非审批前置，数据共享是为了更好的全国一盘棋统筹。但对方打着哈哈，显然并未完全放心。高晋明白，这是王振涛影响力的某种延伸试探，提醒他“星图”触动的神经，远不止部委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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