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下沉的决定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深潭。四支队伍分别奔赴东都、西川、南粤、北河四省八个试点市，每队由一名司局级干部带队，配政策研究员、领域专家和一名督查人员。临行前，晋特别叮嘱：“眼睛向下看，耳朵向下听。不只听汇报，更要看现场；不只看亮点，更要找痛点；不只看显绩，更要察隐忧。”
高晋自己选择了情况最复杂、矛盾最集中的东都省——这里既有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沉重包袱，又有新兴科技园区蓬勃生长的矛盾碰撞，县域医疗改革试点和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在此同步推进，正是检验“多重改革叠加效应”的压力测试场。
飞机降落东都省会时，恰逢雨后初晴。前来接机的省发改委副主任李长河，是位在地方工作三十余年的“老发改”，鬓角已白，眼神里透着精明与疲惫。
“高主任，欢迎指导。”握手时，李长河的手掌粗糙有力，“省里已经接到通知，全力配合工作组。只是……”他顿了顿，“下面有些同志可能有点紧张，怕被挑刺。”
“我们不是来挑刺的。”高晋坐进车里，“是来帮忙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央和地方是划一条船的。”
李长河闻言，神色稍松。车子驶向市区，窗外掠过新旧交替的景象：一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国企家属楼，阳台上晾晒着衣物；另一边是崭新的玻璃幕墙写字楼，巨大的显示屏滚动着科技企业的广告。
“东都的情况比较特殊。”李长河介绍道，“传统产业占比仍超过40%，但增长贡献率已不足20%。新兴产业增速快，但基数小，吸纳就业有限。省里推行县域医改，本意是整合医疗资源，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但有些县市理解有偏差，搞‘一刀切’合并，群众反映就医距离远了。生态补偿这边，又有地方钻空子，该发展的不发展，坐等补偿款。”
高晋点点头：“这次我们就从这两个试点入手，解剖麻雀。”
工作组入驻省宾馆当晚，高晋就调阅了东都省近半年的改革动态简报、舆情汇编和信访摘要。深夜十一点，他圈出了三个需要优先走访的地点：一个是医改引发群众投诉较多的清江县；一个是生态补偿试点中“躺平”现象突出的云雾县；还有一个是传统国企转型与新兴园区冲突明显的龙山市。
次日清晨，工作组兵分三路。高晋带政策研究员小陈和医疗专家前往清江县。
清江县距省城两小时车程，以丘陵地形为主，乡镇分散。路上，县卫健局局长王建国在电话里语气紧张：“高主任，我们马上准备汇报材料……”
“不用专门准备。”高晋打断他，“直接带我们去看看合并后的卫生院，再随机走访几家村卫生室和村民。”
到达清江县第一站——原柳河镇卫生院，现在已与邻近三个乡镇卫生院合并为“清江县北部区域医疗中心”。崭新的四层楼房，CT机、彩超等设备齐全，挂号窗口却排着长队。
“合并后，设备是上去了，但服务半径从平均5公里扩大到15公里。”陪同的副院长坦言，“很多老年人不会用手机预约，只能赶早来排队。原先各村镇卫生院的慢性病取药点取消了，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每月都得跑来这里。”
高晋随机询问了几位排队老人。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伯抱怨：“以前走二里地就能拿药，现在得让儿子开车送，儿子要是忙，就得等班车，来回大半天。”
在村卫生室，情况更不容乐观。合并后，部分村医被抽调到中心，留守村医工作量大增，待遇却没跟上。一个村卫生室甚至大门紧锁，门上贴着“去中心培训，本周停诊”的告示。
“医改的目标是‘强基层’，但现在基层的人力反而被抽空了。”同行的医疗专家低声对高晋说，“这是典型的执行偏差——只重视硬件集中，忽视了服务可及性。”
下午，在与县领导班子座谈时，县长解释：“省里对县域医改有考核指标，要求基层医疗机构达标率、设备配置率。我们县财力有限，只能集中资源先建好几个中心，确保考核过关……”
“考核过关是为了什么？”高晋问，“是为了让群众看病更方便、更便宜，还是为了报表上的数字？”
会议室一片安静。
“改革不能本末倒置。”高晋语气平和但坚定，“我建议，清江县立即调整方案：第一，在偏远村落恢复或设立慢性病取药点，可利用村卫生室或便利店合作；第二，建立中心与村卫生室的远程会诊和处方流转系统，用信息化弥补距离；第三，对留守村医给予专项补贴，并安排中心医生定期巡诊。这些调整可能需要增加一些投入，但比起群众的不便和不满，这笔账该算。”
他看向县长：“你们可能担心调整后考核受影响，这一点工作组会与省里沟通，优化考核指标，更加注重群众实际获得感和服务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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