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瓦巷的守艺人
光绪二十六年的夏天，蝉鸣把青瓦巷泡得发稠。十六岁的苏景年蹲在自家木工作坊的门槛上，看着对面绸布庄的伙计把“大减价”的红纸贴了三层，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那把祖父传下的短木锉——木锉的铜柄包浆温润，刻着半枚模糊的“苏”字，是苏家木匠铺子传了七代的印记。
“景年，把东厢房那批樟木搬出来阴干。”父亲苏承业的声音从作坊里传来，带着刨花的清香。苏景年应了声，起身时瞥见巷口跑来几个穿短打的少年，举着西洋镜嚷嚷“看洋人的火车”，他脚步顿了顿，终究还是转身走向东厢房。
苏家的木工作坊在青瓦巷开了近二百年，专做“细木活”——嵌螺钿的妆奁、雕暗纹的书架、榫卯咬合的八仙桌，件件都是能传代的物件。可这几年，巷子里的铺子换得越来越快：卖洋布的取代了土布庄，修钟表的挤走了修伞匠，就连隔壁开了五十年的铁匠铺，也在去年改成了卖西洋玩具的铺子。父亲苏承业却像没看见似的，每天天不亮就开作坊门，刨子推得平稳，凿子下得精准，连刨花都要按纹路理得整整齐齐。
“爹，昨天张掌柜来问，能不能做些洋式的椅子，说洋人喜欢。”苏景年把樟木码在通风的廊下，忍不住开口。他上周去城门口送活，看见洋人的四轮马车从街上驶过，车厢雕花比自家的木活更繁复，却透着一股新鲜的洋气，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
苏承业正在打磨一块黄杨木，闻言手下的动作没停，只淡淡道：“苏家做了七代木匠，只做中国人用得惯的东西。洋人的椅子好看，可坐不惯咱们的炕桌，要它何用？”他把磨好的黄杨木举到窗边，阳光透过木纹理，映出细密的金星，“你祖父常说，做木活和做人一样，得守着本分。木头有木头的性子，人有人的规矩，乱改不得。”
苏景年没再说话，可心里的念头却像发了芽的笋，总也按捺不住。他偷偷藏了张洋式椅子的画稿，夜里在油灯下描摹，想着要是能做出新颖的物件，说不定铺子的生意能好起来——这半年来，作坊的订单越来越少，母亲私下里已经开始典当首饰补贴家用了。
入秋的时候，青瓦巷来了个姓周的商人，穿一身笔挺的洋装，说要在城里开一家“新式木器行”，想请苏承业当总木匠，薪水是现在的三倍。周商人坐在苏家的八仙桌旁，手里把玩着一个西洋打火机，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苏师傅，现在谁还做那些老掉牙的榫卯家具？我这木器行卖的都是改良款，用机器开料，半天能出十张桌子，比手工快多了。您要是来，咱们一起赚大钱。”
苏承业端着茶碗，指尖在碗沿轻轻摩挲，半晌才开口：“周老板，苏家的木匠活，靠的是一双手、一把刨子。机器开的料是快，可没了手温，也没了木头的灵气。我这把年纪，学不会新东西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周商人碰了一鼻子灰，临走前瞥了眼站在一旁的苏景年，丢下一句：“年轻人别跟着老顽固耗着，有前程的人都往前看。”
那天晚上，苏景年和父亲大吵了一架。他把藏了许久的洋式画稿拍在桌上，红着眼眶喊：“爹，您就守着您的老规矩吧！再这样下去，铺子迟早要关门，咱们连饭都吃不上！”
苏承业看着画稿上奇形怪状的椅子，脸色涨得通红，却没像往常一样训斥他，只是拿起墙角那把祖父传下的锛子，缓缓道：“这锛子是你太爷爷年轻时用的，当年兵荒马乱，你太爷爷靠这把锛子给人做棺材，养活了全家。后来日子好了，他也没丢了这手艺，说木匠的本分就是把木头用好，让用的人舒心。”他顿了顿，声音有些沙哑，“我知道现在生意不好做，可要是为了赚钱，丢了苏家的规矩，将来九泉之下，我怎么跟你祖父、太爷爷交代？”
苏景年别过脸，没再说话，可心里的委屈却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他觉得父亲太固执，守着那些老规矩，迟早要被时代淘汰。
转年春天，城里突然闹起了瘟疫，官府封了城，青瓦巷的铺子大多关了门。苏家门口也挂起了布条，母亲每天用艾草熏屋子，苏承业则把作坊里的樟木刨成薄片，分给邻里，说樟木能驱虫避秽。
一天夜里，苏景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开门一看，是巷尾的王婆婆，她浑身发抖，说家里的孙子发了高烧，官府的医官都忙着救治有钱人，没人管他们这些穷苦百姓。苏承业一听，赶紧找出家里仅存的草药，又让苏景年把东厢房的空木床搬到王婆婆家，说空床通风，孩子睡着舒服。
忙活了大半夜，孩子的烧终于退了些。王婆婆拉着苏承业的手，抹着眼泪说：“苏师傅，以前我还笑话你守着老铺子不撒手，现在才知道，你这才是真本事啊！关键时刻，还是你这样的实在人靠得住。”
苏景年站在一旁，看着父亲被油灯映得有些佝偻的背影，心里突然有些发酸。他想起父亲常说的“守本分”，原来不是固执，而是在乱世里，守住一份心安，一份能帮到别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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