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发酵的“修行歧视”问题，以及由它衍生出的社会割裂、就业不公和潜在冲突，光靠舆论呼吁和道德劝诫显然已不足以应对。赵知秋深知，在转型与阵痛交织的新时代，唯有清晰、稳定、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才能为社会行为设定明确的边界，为权利受损者提供救济途径，并引导公众认知向理性、包容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学院内部会议确定了以建设性姿态介入“修行歧视”问题的方针后，他便立刻行动起来，将“推动相关立法进程”列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起草一部旨在规范“后灵气时代”新型社会关系、特别是涉及超自然能力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并无先例可循。赵知秋面临的是一项开创性的挑战。他迅速调集了学院内所有相关领域的智识资源：包括两位专攻宪法与反歧视法的法学教授（其中一位对国际人权法有深入研究）、一位社会学家（研究方向为群体认同与社会排斥）、一位心理学家（关注偏见形成与消除），并亲自担任项目总负责人。同时，他通过周毅的渠道，与GNACC内部的法律政策研究部门以及国家立法机构的有关委员会建立了初步沟通。
“我们的目标，不是凭空创造一部法律，”在项目启动会上，赵知秋为团队定下基调，“而是要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内，借鉴国内外反歧视立法的成熟经验（如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反残疾歧视等），结合《全球修行者公约》的核心原则，针对‘基于个体是否拥有、显露或被认为拥有超自然能力，或其修行背景’而进行的区别对待、排斥或限制行为，进行精准的法律界定和规制。”
他强调了几个关键难点和原则：
1. 精准定义“歧视行为”：必须明确哪些行为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灵能歧视”？是仅限于就业、教育、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还是涵盖更广泛的商业交易、社区生活？歧视的构成要件是什么？如何区分正当的、基于安全或岗位特殊要求的合理甄别（例如，航空公司拒绝有情绪控制问题史的能力者担任飞行员）与非法的歧视？
2. 保护范围与“能力者”界定：法律保护的是所有“能力者”吗？如何界定“能力者”？是以官方登记为准，还是以客观表现为准？对于那些能力微弱、不显着，或仅仅因为学习相关专业、持有特定信仰而“被认为”有能力的人，是否也纳入保护？如何避免法律被滥用（例如，声称自己受到歧视以逃避正当考核）？
3. 举证责任与救济机制：在歧视案件中，往往存在证据难以获取（尤其是隐性歧视）的问题。是否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受害者可以寻求哪些救济（赔偿、恢复原状、禁令）？惩罚力度如何设定，才能起到威慑作用又不至于过于严苛？
4. 与《公约》及其他法律的衔接：草案必须与已通过的《全球修行者公约》精神高度一致，特别是其中的“个体权利保护原则”和“责任与能力匹配原则”。同时，不能与现行宪法、劳动法、教育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产生冲突，而是作为其在新领域的补充和细化。
5. 平衡保护与防止特权：法律旨在消除不公，而非制造新的特权。条款设计必须谨慎，确保其目标是保障“能力者”享有平等机会和不受无理排斥的权利，而非赋予其超越常人的优待或豁免。这需要与倡导“责任与能力匹配”的公共教育相辅相成。
框架构建与核心条款
项目组进入了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法学教授们查阅了国内外数百部反歧视法律法规和判例，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则提供了大量关于偏见形成机制、隐性歧视表现的研究报告。赵知秋负责总体协调和与外部机构的沟通，确保草案既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又具备现实中的可操作性。
一个月后，《反灵能歧视法（专家建议稿）》的初步框架出炉。草案共分为七章：总则、歧视行为的界定、适用范围、权利与义务、预防与促进、救济与责任、附则。
核心条款摘录与解读：
第一章 总则：开宗明义，立法目的是“为保障公民不因其拥有、显露或被认为拥有超自然能力，或其特定的修行、信仰、学术背景而受到不公正对待，促进社会包容与和谐，根据宪法及《全球修行者公约》精神，制定本法。” 明确“平等机会”与“非歧视”为基本原则。
第二章 歧视行为的界定：
直接歧视：在可比情况下，因个人的“灵能背景”（草案定义的术语，涵盖超能力、修行背景等）而给予其较不利的待遇。例如，雇主仅因求职者是“能力者”而拒绝录用，且无法证明该岗位有真实、必要且成比例的特殊要求。
间接歧视：表面上中立的规定、标准或实践，实际上会导致具有特定“灵能背景”的人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且该规定、标准或实践并非为实现合法目的所必需，或手段与目的不成比例。例如，某公司规定所有员工不得在工作中进行任何“非标准冥想或能量练习”，这可能对需要定期进行稳定练习以控制自身能力的能力者构成不当限制，除非公司能证明此规定对安全生产绝对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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