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0日，凌晨五点，北京站。
沈遂之一个人，背着个简单的双肩包，穿着最普通的黑色羽绒服和牛仔裤，帽檐压得很低。没有助理，没有保镖，没有送行的人。他买了张普通软卧车票，K字头，慢车，要开十几个个小时才能到铁岭。
检票口排着长队，大多是返乡的农民工和大学生。他混在人群里，没人认出他——或者说，没人想到沈遂之会坐这种车。
上车，找到铺位，是上铺。他把包扔上去，坐在下铺的窗边。对面是个六十多岁的大爷，正在泡方便面。
“小伙子，去哪啊？”大爷问。
“铁岭。”沈遂之说。
“回家？”
“嗯……算是。”
车开了，北京在晨雾中渐行渐远。沈遂之看着窗外掠过的荒凉田野，忽然想起十六岁那年，他也是坐这样的慢车，从东北来北京。不同的是，那时是南下，现在是北上。那时是出发，现在是……归途。
他掏出手机，关机。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老式MP3——2001年买的，里面存着他当年录的戏曲唱段，还有师父教戏时的录音。
戴上耳机，按下播放。
沙沙的噪音后，师父的声音响起，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
“遂之，今儿教你这段《赤伶》。记住，裴晏之不是英雄，是个戏子。戏子唱戏是本分，但唱到用命去唱，那就是……道了。”
那是2000年春天，师父最后一次完整地教他《赤伶》。
沈遂之当时在北京，刚拍完第一个广告，赚了五千块钱。他给师父打电话，说：“师父，我有钱了，我接您来北京。”
师父在电话里笑：“傻小子，钱你留着，在北京好好混。混出人样了，回来给师父唱段戏就行。”
可沈遂之没混出人样——或者说，他混出了另一种“人样”。成了影帝，成了老板，成了资本大佬。但没唱戏。
等他终于想起要回去给师父唱戏时，师父已经走了多年了。
列车在铁轨上摇晃，像摇篮。沈遂之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渗进鬓角。
对面的大爷看见了，没说话，只是把泡好的面推过来一碗：“吃点，热乎。”
沈遂之摇头：“谢谢，不饿。”
“心里有事吧？”大爷点了支烟，“这趟车我坐了三十年，见多了你这样的——从北京往回走的，十个有八个心里揣着事。”
沈遂之没接话。
大爷自顾自说：“我儿子也在北京，搞IT的，一年回来一次。每次坐这车，他也像你这样，不说话，光看窗外。我问他想啥呢，他说想老家，想他妈做的酸菜白肉。”
沈遂之终于开口：“您儿子……常回来吗？”
“不常。”大爷吐了口烟，“忙。说北京房子贵，得拼命赚钱。我说钱赚不完，你妈想你。他说知道，但回不来。”
列车驶过一片白桦林，叶子落光了，枝干在灰白的天空下像黑色的裂纹。
“您怪他吗？”沈遂之问。
“怪啥？”大爷笑了，“人往高处走。我就是想，等我死了，他得回来送送。别像他三叔似的，儿子在上海，老爹死了三天才赶回来，人都硬了。”
这话像把锤子，砸在沈遂之心上。
师父死的时候，他在戛纳走红毯。经纪人打电话说“赵班主走了”，他对着手机愣了很久，然后继续微笑，继续拍照，继续接受采访。晚上回到酒店，才一个人在浴室里哭了一场。
没回去送终。
没见到最后一面。
甚至……没在师父坟前磕过头。
三年了。
列车广播报站：“山海关站到了，停车八分钟。”
沈遂之下车，站在月台上。十一月的山海关，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远处是长城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他想起师父说过：“山海关往北，就是关外了。咱们东北人，出了山海关，就算离家了。”
当年师父离开东北，去关内唱戏，经过这里时，是不是也这样站过？
站了多久，抽了多少烟，想了些什么？
没人知道了。
因为能告诉他答案的人，已经埋在东北的黑土里了。
铁岭转车，又坐了三个小时大巴，到一个小县城。再转乡村小巴，颠簸两个小时后，司机说：“到站了，就这儿。”
沈遂之下车，眼前是一片茫茫的雪原。
十一月末的辽宁农村，已经下了第一场雪。天地间一片素白，只有远处的村庄冒着几缕炊烟，像水墨画里的淡墨。
他按照记忆里的地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西头走。雪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嘎吱作响。羽绒服不抗风，寒气从领口灌进来，冻得他牙齿打颤。
走了半小时，看见一片坟地——没有规整的墓碑，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土包，盖着雪，像大地隆起的疮疤。
他在坟地边缘站了很久，才找到师父的坟。
比想象中更简陋——一个小小的土堆，一块粗糙的青石板当墓碑，上面用红漆写着：“赵青河之墓”，下面一行小字：“徒沈遂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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