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咏壶丘子吴筠：壶丘道为量，玄虚固难知。季咸曜浅术，御寇初深疑。至人忘祸福，感变靡定期。太冲杳无朕，元化谁能知。
壶丘子林，名林，战国时期郑国人，黄老学说代表人物，列御寇之师。《高士传》载其“龙藏郑圃，真与道俱”，被后世视为道家虚静无为思想的践行者。
壶丘子林主张游玩需通过自我内观实现物我两忘。曾借装病考验神巫季咸，展现道家境界；教导列子过程中形成“三年瞥视、五年微笑、七年近席、九年大成”的修习体系，提出“至人之用心若镜”的哲学理念。其思想间接影响《逍遥游》《赤壁赋》等文学作品。
壶丘子，复姓壶丘，名林，春秋时期郑国人。壶丘子是道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列御寇的老师。据《庄子》《列子》等典籍记载，壶丘子曾师从关尹子。亦有观点认为壶丘子为虚拟人物，并无其人。
壶丘子以深刻的道家思想教导列子。壶丘子曾通过“游”与“持后”两个命题点化列子。关于“游”，壶丘子指出“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令列子反思并“终身不出”。关于“持后”，壶丘子以影随形作喻，阐明“枉直随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谓持后而处先”的道理。
据《庄子·应帝王》记载，郑国神巫季咸能预知生死祸福，列子为之折服。壶丘子令列子带季咸前来，先后展示“地文”“天壤”“太冲莫胜”等不同心境状态，令季咸无法相面。壶丘子最终现出“未始出吾宗”的本相，吓得季咸逃走。此事让列子深感自身浅薄，归家后三年不出，返璞归真。
壶丘子隐居讲学，其弟子列子“居南郭。从之处者，日数而不及”，可见从其学习者众多。后世《高士传》亦有其记载。庄子曾赞“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此境界亦可视作对壶丘子修为的写照。
壶丘子主张修行应注重“内观”以“取足于身”，从而达到“游之至”的境界；反对仅追求“务外游”、“求备于物”的不完美状态。壶丘子曾教导列子：“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并进一步阐释：“至游者，不知所适；至观者，不知所眂，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观矣。”
在处世哲学上，壶丘子提出“持后而处先”的观点。壶丘子通过“顾影”的比喻向列子阐释：“形枉则影曲，形直则影正。然则枉直随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谓持后而处先。”
壶丘子对宇宙生成变化有深刻见解，提出了“常生常化”的宇宙生化观。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壶丘子认为存在一个“不生不化”的本体，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根源。
壶丘子的教学体现了道家严格的修习次第。壶丘子对弟子列子的教导历经多年，有“三年瞥视、五年微笑、七年近席、九年大成”的严格过程。壶丘子所追求的“至人”境界是“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
壶丘子林曾与弟子列御寇讨论游览的真谛。列子认为游览之乐在于观赏新奇景物，壶丘子则指出，只追求外物的完备并非完美的游览，真正的“至游”在于“取足于身”的内观自省，达到“不知所适”“物物皆游”的境界。列子闻此后终身不出，自以为不知游。
郑国神巫季咸能预知生死祸福，列子为之折服。壶丘子让列子请季咸来为自己看相。壶丘子先后向季咸展示了“地文”、“天壤”、“太冲莫胜”、“未始出吾宗”四种不同的身心状态，令季咸无法测知其命数，最终惊惧逃走。壶丘子借此点化列子，使其明白“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的道理。此故事在《庄子·应帝王》与《列子·黄帝》中均有记载。
壶丘子林曾教导列子“持后”的道理。他以影子为喻：形体弯曲则影子弯曲，形体正直则影子正直，影子的曲直完全随形体而定。由此说明，人应“持后而处先”，即不主动争先，而是顺应外物。
壶丘子林师承关尹子。壶丘子林是着名道家思想家列御寇的老师。其弟子列子与伯昏瞀人结为好友。
史疾是战国时期韩国使者，出自《战国策·韩策二》，以辩才与政治洞察力着称。该人物记载于西汉刘向编纂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主要活动背景为战国纵横家外交时期。
他出使楚国时借列子“贵正”学说与楚王论治国之道，主张为政者应名实相符、廉洁称职。通过“鹊乌之辩”讽喻楚国官吏虽设官职却无法禁盗，揭示官员失职导致社会乱象，指出“乌不为乌，鹊不为鹊”的名实悖离问题。其思想源自列子拒受郑相赠粟典故，强调恪守气节与治理伦理，反映战国策士以隐喻批判现实政局的论辩风格。
史疾是战国时期韩国使者，研习列御寇的学说。其主要事迹是曾为韩国出使楚国。在楚国时，楚王询问他所遵循的学说，史疾回答“贵正”。楚王进一步询问“正”是否可以治国、防范盗贼，史疾均给予肯定答复，并借屋顶的喜鹊作比喻，指出楚国盗贼公行而官员不能禁止，是因为官员名不副实、不能胜任其职，即“乌不为乌，鹊不为鹊”。这次对话展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外交的特点以及史疾的思想主张。
史疾信奉列子的学说，其思想核心主张为“贵正”，即崇尚正名。史疾认为“正”可以用来治理国家、防范盗贼。史疾通过“鹊乌之辩”讽喻楚国官员失职导致盗贼公行的社会乱象，强调为政者必须名实相符、廉洁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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