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是说，已被认识了的事物，不要藏在心里，要把它抛在一边，否则就会影响对新事物的认识。所谓，就是使心安静。宋钘、尹文认为，如君一样，应该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心本身动摇不定，就无法观察事物。只有心静才能一意专心，从而正确认识事物。认识事物，宋钘、尹文认为应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即好像照镜子一样纯粹客观地反映事物。
基于这种认识，宋钘、尹文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论。
他们认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就是说，事物的要与相称。他们说：正名自治，奇名自废。名副其实的叫正确的，这种就自然被人们采用。而不符其的叫不正确的，这种就自然被人们所淘汰。宋钘、尹文的唯物主义论，在战国时期是比较早的。
宋钘、尹文的认识论还提出了说。所谓，是指知识的狭隘性或局限性。他们主张接万物以别囿为始，即认识事物要从克服人的主观片面性开始。《吕氏春秋·去宥》中保存了宋钘、尹文的说。其中有个有趣的故事说：齐国有个人想得到金器，清早起来披上衣服就到卖金器的人那里去，把金器从主人手里夺了过来，当场被主人抓住，把他捆绑起来。主人问他：明明有人在这里，你竟敢抢走金器，这是为什么？这人回答说：我没有看见这儿有人，只看见有金器。这个故事对理解很有帮助。宋钘、尹文认为，这个齐人由于特别主观，才如此妄为。所以，他们说：人必别囿，然后知。
宋钘、尹文的认识论，承认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很明显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是，他们认为人的认识只是对客观事物的消极反映，完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它带有机械主义的性质。
不过，宋钘、尹文的认识论在先秦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墨子重视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形成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但有忽视理性认识的片面性。宋钘、尹文克服了墨子经验论的片面性，强调了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但过分强调纯客观地反映事物，无视于认识的主观性，从而走上另一个极端，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把宋钘、尹文的认识论引向了唯心主义。后来，荀子继承了宋钘、尹文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了孟子的唯心主义，同时又吸取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因而荀子的认识论就能最后达到先秦哲学史上的高水平。因此，宋钘、尹文《管子》卷十三《心术上》。的认识论，在先秦思想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宋钘思想中有丰富的形名内容，他也在先秦名学思想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荀子在《正名》篇中批评宋子“见侮不辱”是“用名以乱实”，“情欲寡”是“用实以乱名”，就是从形名的角度批驳的。
就这两个命题而言，宋子依据名称之间的相对性即“侮”之名非“辱”之名来论证“侮”非“辱”，所以可以见“侮”而不“辱”；又依据事物与名称之间的相对性即存在着具体的某人“情欲寡”的事实来论证所有人“情欲寡”的普遍性。正是由于宋钘用形名方法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才引起荀子也从形名的角度进行批驳，这是与荀子批驳“山渊平”、“杀盗非杀人”等有关形名分析的着名的名学命题的情形是相同的。形名思想及其分析论证方法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有了相当发展，孔老墨及早期法家思想中都或多或少有形名内容，而尤以墨法两家为丰富。从宋钘的命题论证方式看，他无疑受到墨家形名思想的深刻影响。然而，《尹文子》所体现的尹文的思想却几乎找不出多少墨家痕迹。从《天下》篇可见于《尹文子》的材料分析，尹文思想表现出的是鲜明的法家精神。
尹文在“别宥”的基础上具体地阐述了法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尹文子》说“定此名分，则万事不相乱也。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清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以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在这样名法制度明确的情况下，才会有“农商工仕，不易其业，老农、长商、习工、旧仕莫不存焉，则处上者何事哉”的政清人和、各得其所的法治社会。《尹文子》进一步又说“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能于一人，则贤圣其犹病诸。设一人能备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后之宜，远近迟疾之间，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于治阙矣。”深刻阐明了法家社会分工思想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又说“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弗为。……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矣已。故明主不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损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损于事，而不能不为。故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辨；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王诛之。”主张人人都应以名法为依据，言其分所当言之理，为其分所当为之事，不追求超出分外的理论和才能，一切以是否有益于社会治理和实际事务为准则；凡无益于社会治理和实际事务的理论和才能，应虽知而不言，虽能而不为，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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