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春节来得格外晚，阳历2月15日才是春节。但轧钢厂里的生产任务却像上紧了发条，一刻也等不得。车间机器轰鸣依旧，工人们三班倒，热火朝天。厂领导征求大家意见时，工人们异口同声：“年哪天都能过，生产任务耽误不得！这个年，咱们就在岗位上过了！” 这种朴素的奉献精神，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
与厂里的紧张忙碌不同，四合院里已经开始弥漫起浓浓的年味儿。虽然物资远谈不上丰富，但家家户户都在尽力张罗。该蒸馒头的蒸馒头，白面不够就掺些玉米面，蒸出来金灿灿的，看着也喜庆。该包饺子的盘馅料，白菜帮子剁得细细的，努力从有限的肉票里省出点肉末添点油腥。
和平时相比，菜市场里豆腐的供应算是格外“充足”了。买不上肉的人家，能买上块水嫩的白豆腐，回去或煎或炖，或者干脆撒把葱花凉拌，也算给年夜饭桌上添了个热乎菜，寓意着“都有福”。这大概是最朴素，也最实在的年味了。
易中海早早让一大妈准备了点肉和攒下来的白菜。大年三十下午，他特意去了食堂，找到忙得一头汗的何雨柱。
“柱子，晚上别自个儿开火了，带上雨水，来我家！咱们一起过年，热闹！”易中海说得诚恳，“你一大妈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何雨柱正发愁呢。厂里忙，他也没太多时间准备，就靠那点定量，怎么给雨水弄顿像样的年夜饭？易中海这邀请，简直是雪中送炭。他立刻咧嘴笑了：“得嘞！一大爷，那我可不跟您客气了！晚上一准儿到！”
到了晚上，易家屋里炉火烧得旺旺的，比平时暖和不少。聋老太太也被请了过来，坐在炕头乐呵呵地看着。何雨水和一大妈在桌前忙活着，一个和面，一个切白菜拌馅儿。何雨柱来了也没闲着，挽起袖子就上手剁馅、擀饺子皮。几个人说说笑笑，包着饺子，屋里充满了面香和欢声笑语，过年的气氛一下子就浓了起来。
相比之下，贾家今年的年夜饭，堪称“奢华”。
贾张氏本就嘴馋，手里又攥着不少体己钱，自然不会在吃上亏待自己。早在年前几天，她就挎着篮子出去转悠，凭着手里的“硬通货”和到处钻营的本事，愣是置办回来一大堆好吃的：油光光的猪头肉、酱红色的肘子、喷香的卤肥肠、连稀罕的酱鸭舌都弄来一小碟。各式熟食把桌子摆得满满当当。
棒梗带着小当和槐花，眼睛都看直了，围着桌子直打转。棒梗趁奶奶不注意，飞快地捏了几片猪头肉和鸭舌，偷偷塞给妹妹们，三个孩子吃得满嘴流油，眼睛亮得像星星。
当然，饺子也是必须包的。贾张氏今年底气足，馅料是纯肉的！虽然肉剁得不算特别多，但比起别家菜多肉少的饺子，不知道要香多少倍。
棒梗吃着香喷喷的肉饺子，啃着大肘子，小肚子吃得滚圆，他满足地叹口气，大声说：“奶奶！今年这个年，是我过得最开心、最好吃的一年！”
贾张氏看着孙子孙女们开心的样子，得意地笑了，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她大手一挥，颇为豪气地说：“放心！以后啊，咱们家年年过年，都得是这个水准！”
棒梗一听，兴奋地跳起来欢呼：“奶奶万岁！奶奶最好了！”
贾家屋里，肉香弥漫，孩子们的笑声格外响亮。这个年，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显得格外的丰盛和满足。窗外的寒冷，似乎也被屋里的暖意和香气驱散了。
与前中院的热闹丰盛相比，闫阜贵家就显得冷清拮据多了。学校发的年终福利远不能跟轧钢厂相比，就几斤白面，一点粉条，几块豆腐。三大妈算计着那点白面，包了饺子，拢共也就几十个。
饺子煮好端上桌，闫阜贵才拿起筷子，开始行使他“一家之主”的分派权。他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桌上眼巴巴望着饺子的三个儿子和大儿媳，清了清嗓子：“过年了，吃饺子，沾沾喜气。来，一人先五个。”
他小心翼翼地给每人碗里拨了五个饺子，盆里顿时下去一大半。看着剩下的，他又开始第二轮分配：“剩下的，一人再加一个。” 如此轮流，直到分完。最后，盆底居然还孤零零剩了一个。闫阜贵不动声色地把它夹到自己碗里，语气平淡地说：“这最后一个，我就吃了。过年的饺子，就是尝个味儿，意思到了就行。指望靠这个吃饱？那得是旧社会地主老财万贯家财才行。”
话是这么说，可他看着自己碗里勉强多出一个的饺子，再听着从中院易家隐隐传来的何雨柱爽朗的笑声和易中海中气十足的谈笑声，心里就跟有只小猫在挠似的，又痒又酸。那热闹劲儿，隔着一个院子都往他耳朵里钻。
他终究没忍住。披上那件旧棉袄，也顾不上外面还在飘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就溜达到了易中海家门口。
易中海正和何雨柱喝着小酒，聊得高兴，一抬眼看见闫阜贵站在门口，头发上还沾着雪沫子，连忙起身：“哎呦，老闫？快进来快进来！这么大雪你怎么过来了？冻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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