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博弈在赐封号的细节上。按旧制,藏传佛教领袖封号分“法王”“王”“佛子”“灌顶国师”等等,各有严格的品秩与赏赐。但这次,程允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方案:不单赐封号,更签一份《汉藏文化交流契书》。
契书草案在大隆福寺偏殿拟定。汉方代表是程允执、太医院院使、国子监祭酒;藏方代表是贡噶扎西及随行的医者、匠人、画师。条款一条条争论:汉地太医赴藏传授针灸,藏医来京学习炮制;汉地工匠赴藏传授造纸术,藏地画师来京学习绢本设色;甚至细到——汉地农官赴藏试种青稞与小麦的杂交品种,藏地牧民来学习如何将牦牛奶制成能久存的奶酪。
最激烈的争执出现在宗教条款。礼部坚持所有入藏汉医、工匠不得参与任何藏传佛教仪式,藏僧在京期间不得公开举办法会。贡噶扎西听完通译转述,沉默良久,忽然问:“若一位汉医在雪域救了人,病人家属按藏俗献哈达谢他,他该接还是不接?”
“这...”
“若一位藏僧在京染疾,汉医为他针灸时,他手中捻着念珠祈愿,医官该让他停还是不停?”活佛的目光扫过在场众人,“佛说众生平等,是说在生死病苦面前,念珠与银针,诵经与药方,本无分别。”
契书最终签定时,已近子夜。烛泪堆满了铜烛台,羊皮纸上的汉藏文字密密麻麻。作为见证,双方在契书末尾按下的不是官印,而是各自的手印——汉方用的是朱砂,藏方用的是酥油混合的赭石粉,两种红在纸上交融,渐渐晕成一种深沉的绛色。
赐封大典那日,天空放晴。贡噶扎西获封“翊教弘慈大禅师”,赐金印、紫袈裟、象牙笏板——但这套仪制之后,皇帝另赐了三样特殊恩典:特许甘丹寺在北京设“汉藏译经院”,年拨银五百两;命工部选派十名工匠,随活佛返藏,协助修建从打箭炉到拉萨的十二处驿站;更破例允许,今后每三年遴选五名藏地学子,免试入国子监算学、医学两科。
大典结束后,贡噶扎西没有立即离京。他带着使团住进了大隆福寺后的译经院旧址,开始着手第一项工程:编纂《汉藏医典对照》。太医院每日派医官前来,藏僧则带来各种雪域特有的药材。有时为了一个病名的准确翻译,双方会争论整个下午,案头堆满翻开的《黄帝内经》《四部医典》以及各种药材实物。
一日,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来观摩。小丫头看见院中晒着各种奇形怪状的药材,好奇地问一位年轻藏医:“这黑乎乎的根是什么?”
“这是‘雪莲’,生长在海拔五千步以上的雪线。”藏医用生硬的汉语解释,“治寒热病,比你们中原的柴胡管用。”
“那这个呢?”其其格指着一包红色的花瓣。
“藏红花。不是雪域产的,是从波斯经拉萨传过来的。”藏医眼中闪着光,“汉地用它活血,我们用它安神——用法不同,但都是好东西。”
腊月里,第一驿站的图纸完成。工部匠作与藏地匠人共同设计出一种独特的建筑:基座用汉地的夯土技术,冬暖夏凉;屋顶用藏式的平顶厚土,可积雪保温;驿站内分汉式炕床与藏式卡垫区,厨房设汉灶与藏式火塘各一。更妙的是,驿站旁必挖一口深井,井边立碑,刻汉藏双语的水源保护公约。
贡噶扎西离京前夜,程允执前往送行。译经院里灯火通明,活佛正在最后校对《常用汉藏语汇》。见文官来,他放下笔,从怀中取出一串凤眼菩提念珠:“程大人,这串念珠贫僧持了三十年。今日赠与大人,不是要大人信佛——”
他顿了顿,将念珠放在程允执手中:“是要大人记得,雪域与汉地之间,除了公文往来、驿路相通,还需要一些...摸得着的东西。就像这念珠,一颗颗捻过去,时间长了,手指记得住那种触感,心里也就连上了。”
程允执低头看那念珠。菩提子被岁月摩挲得温润如玉,每颗上都自然裂开的“凤眼”纹,在烛光下仿佛真的在凝视什么。
翌日清晨,使团启程。贡噶扎西依旧徒步出城,走到西直门外时,他忽然回身,朝着紫禁城的方向,行了三个庄重的等身长礼——不是僧侣对帝王的跪拜,而是一种更古老的、雪域子民对雪山的顶礼。礼毕,他转向送行的百姓,用刚学会的汉语缓缓道:
“我们会再来的。下次来,带的不仅是经书,还有用汉地法子种出的青稞,用藏药方子治好的病人,用两种文字一起写成的故事。”
雪又下了起来。程允执站在城楼上,望着使团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雪幕中。他手中捻着那串菩提念珠,指尖传来温润的触感,仿佛真的能触摸到千里之外那些雪山的气息,那些经幡在风中的翻飞,那些即将被驿路连接起来的、相隔万水千山的心。
而在大隆福寺藏经阁里,知客僧正小心地清洁那幅《五方佛》唐卡。当擦到绿度母手中的莲花时,老僧忽然发现,那些龟裂的金粉裂纹中,不知何时落进了一粒极小的、来自雪域的青稞种子。
种子静静地嵌在金色裂隙里,像一句尚未发芽的偈语,等待着某个春天,在汉地的土壤中,生出连接两个世界的、坚韧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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