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子监尊经阁的梨木书版在梅雨季的空气里微微膨胀，程允执指尖抚过版面上凸起的反刻字迹，能感觉到那些《洪武正韵》的笔画边缘已经有些模糊——不是岁月磨损，而是当年刻版时，匠人为了赶工期，将“东”“冬”两韵的相近字刻得过于密集，如今墨迹一润，便连成了一片模糊的黛色。
“这是永乐七年重刻版。”老刻工用麂皮擦拭着版面上的霉斑，“当年成祖皇帝下旨重修《正韵》，可修书的大人们多是江西、浙江籍，定音时免不了带乡音。”他指着版面上一个“入”字，“按规范当读‘日’声，可江南人总念成‘玉’声。这版刻得含糊，大概也是...故意留了个缝。”
话音刚落，阁外传来一阵奇异的喧哗。其其格带着十几个宗学子弟，正围着一个从朔方来的蒙古少年，少年磕磕巴巴地用汉话背诵《三字经》，可每句话的尾音都带着草原上特有的喉音颤动，把“人之初”念得像是马头琴最低的那根弦在响。
“停！”小丫头举起手，转身问围观的南方学子，“你们谁听懂了？”
学子们面面相觑。一个苏州籍的监生犹豫道：“似是...‘仁之粗’？”
蒙古少年急得直比划，从怀里掏出一本蒙汉对照的《急就篇》，指着“人”字旁的蒙文注音。可那注音用的是回鹘式蒙古文，南方的学子们看得一头雾水。最后还是伯颜帖木儿闻声赶来，用蒙语问了几句，才转头无奈道：“他说的是‘人之初’没错，可他们部落的蒙语里没有‘zh’这个音，只能发出近似的‘r’音。”
一场简单的蒙童背经，竟成了南北汉音差异、汉蒙语音障碍的双重演示。程允执站在阁前石阶上，看着这群少年比手画脚地艰难沟通，忽然想起上月收到的边报：朔方某屯田村落，因汉人里长将“每亩三斗”说成“母矮三抖”，蒙古归附民听成“没麦三斗”，险些引发抗租骚乱。
真正的提案在三日后的文华殿提出时，引发了比服饰改革更激烈的震荡。程允执没有直接要求“改官话”，而是奏请编纂一部《华夏正音》——这部书不仅要规范汉字的官话读音，还要收录蒙、藏、女真等主要少数民族语言的常用词对译，更要在书末附上各地方言与官话的对照简表。
礼部尚书周礼当场失态，老臣的笏板“啪”地掉在金砖上：“程允执！你...你这是要毁我华夏正音！《洪武正韵》乃太祖钦定，成祖重修，沿用百年！今日若另立新音，是要天下人忘本吗？！”
“周尚书息怒。”程允执从袖中取出一卷手抄的《各地方言异读辑录》，“下官请问：若一位广东知县用粤语宣读朝廷诏书，陕西百姓能听懂几成？若一位蒙古归附民告状，用蒙语称‘巴特尔’（英雄），汉官只听懂‘巴特’（牢固），误判了案情——这责任，是该怪百姓口音不正，还是该怪朝廷没有架桥？”
他翻开辑录，念出几组对比：同样一个“街”字，北京读“jie”，南京读“gai”，西安读“jiai”；同样一个“肉”字，官话读“rou”，山西某些地方读“ru”。更麻烦的是入声字——北方官话已大半消失的入声韵尾，在江南、岭南还完整保留着，同样一句“国破山河在”，南北念出来韵律全不相同。
“太祖当年定《正韵》，是为‘一统天下音’。”朱祁镇的声音从御座上传来，很平静，“可太祖没料到的是，百年间百姓迁徙、边民归附、商路通达，天下早不是洪武年间的天下了。”皇帝起身，走到殿侧悬挂的《大明混一图》前，“如今图上每一寸疆土，都说不同的话。朝廷是要逼所有人改掉祖辈的口音，还是...该给所有人一架相通的梯子？”
伯颜帖木儿突然开口，这次他用了汉语，却带着明显的蒙古腔调：“在草原上，两个部落语言不通，要交易时怎么办？不是逼一个部落学另一个部落的话，是找个两边都懂几个词的人，让他站在中间，左手比划牛羊，右手比划盐茶。”他顿了顿，“现在，朝廷就是这个站在中间的人。”
编纂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泥沼。第一个难题是：以哪里的话为“正音”基础？北京官话自然最权威，可南京作为留都，官话体系也完整；更有人提出，应以《洪武正韵》记载的中原古音为准。各地大儒为此争论不休，有老翰林连夜翻出宋代《广韵》，试图证明自己乡音才是最正统的“华夏遗音”。
第二个难题更棘手：少数民族语言的收录尺度。礼部坚决反对将蒙、藏等文字与汉字并列，认为“有损天朝体统”。可程允执让通译当场演示：同样一句“纳粮”，蒙古语有“阿勒巴”（贡赋）和“塔拉嘎”（税粮）两个词，前者带有臣服意味，后者才是平等的税赋概念。若汉官只懂前者，归附民便会感到屈辱。
“语言不只是声音，”通译在御前陈述，“是裹在声音里的心思。翻错了词，就伤到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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