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外大栅栏药市的晨雾里混杂着千种草木气息，浓烈得能呛出眼泪。程允执刚踏进“济世堂”的门槛，目光就被柜台角落里那筐当归吸引——不是药材本身有什么不对，而是伙计正在做的动作：老伙计用一柄小铜勺，正从筐底舀起些灰白色的粉末，小心翼翼地拌进切好的当归片里。粉末落在暗红的药片上，像初雪覆炭，不细看根本辨不出。
“这是‘打潮粉’。”济世堂的掌柜从后堂转出，脸上堆着笑，“程大人您知道，当归这玩意儿最吸潮，从甘肃运到北京，十斤能掉八两秤。咱们拌点石膏粉补补分量，也是没办法...”他话音未落，伯颜帖木儿已经用弯刀挑起一片当归，放在鼻尖细嗅。蒙古贵族眉头紧皱，突然用刀尖划开药片——断面中心竟有一小撮颜色更深的粉末，散发着微酸的霉味。
“外面是石膏粉，里头是发过霉的。”伯颜帖木儿将那药片掷在柜台上，“草原上卖马，瘸腿的会故意喂饱了让它站着，可一跑就露馅。这药...也一样。”
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正在隔壁“万全堂”核对账目。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这家号称百年老号的药铺，去年售出的“上等人参”数量，竟是辽东进贡总量的三倍。“多出来的从哪儿来的？”她问账房先生。老先生支支吾吾，最后才透露：很多是“移山参”——把林下种植的小参移栽到野外长几年，再挖出来充野山参。更有些干脆是用桔梗根雕刻染色，手艺好的能以假乱真。
真正的震动发生在太医院药库的例行查验。库大使带人盘点“犀角”库存时，发现三支标明“暹罗进贡”的犀角杯重量有异。细查之下，杯体竟是牛角雕刻而成，只在杯口镶嵌了薄薄一层真正的犀角片——那层薄片薄如蝉翼，对着光才能看出拼接的细缝。而这三支“犀角杯”入库时的估价，每支高达八百两。
“这是永乐二十二年入库的老物件了。”库大使跪在地上浑身发抖，“当年验收入库的两位大人，一位早已致仕，一位...三年前过世了。”他捧起一支伪杯，镶嵌的犀角片因年代久远已经翘起边缘，“百年间经手这库房的四任大使，竟无一人发现...”
三日后武英殿议事，当程允执将掺假当归、仿制人参、拼镶犀角一一陈列在御前时，满殿鸦雀无声。那些曾在药方里救人性命、在账簿上价值连城的药材，此刻在晨光下露出了丑陋的本相。
“一斤当归掺二两石膏粉，一副药就少了两成药力。”程允执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一支假人参，可能让垂危的病人错过真正的救命时机。而这只犀角杯——”他拿起那支伪杯，“百年间若有急症需用犀角入药，太医开方，药库取‘杯’，磨粉煎汤，病人服下的...其实是牛角粉。”
工部尚书严震直出列：“程部堂所言固然有理，可天下药材千万种，产地遍布四海，如何管得过来？况且药商有药商的行规，药农有药农的活法，朝廷若管得太细，恐扰民生计...”
“那严尚书可知，”程允执翻开顺天府递上的卷宗，“去年京城有记载的因药不对症致死、致残案件，共四十七起。其中可以明确归因于药材掺假、以次充好的，有三十一起。”他顿了顿，“这些还只是告到官府的。那些贫苦人家买不起真药、吃了假药默默死去的，又有多少？”
伯颜帖木儿说起草原上的规矩：“我们卖马，会在马耳朵上烙部落的印记。好马烙圆印，次马烙三角，病马烙叉印。买马的人不用懂相马术，看印记就知道好歹。”他看向殿中众人，“药材...为什么不能烙印记？”
建立药材规范体系的提议引发了药商群体的激烈反弹。大栅栏十七家大药号联名上书，称“药材之道，全凭眼力经验。若定死规矩，恐扼杀传统鉴别之术”。更有老药工当街演示“看、闻、摸、尝”四法，声称真正的行家一上手就知道药材优劣，何须朝廷多此一举。
僵持中，程允执做了两件事。一是请太医院、医学院、惠民药局三方共同编纂《常用药材真伪图鉴》，将真药与常见伪品的区别用绘图配文的方式详细标注；二是在大栅栏设“公验处”，免费为百姓鉴定药材——但鉴定结果会当场公示，并记录在案。
公验处开张首日，门口排起了长队。有个老妇人颤巍巍捧着一包“天麻”，说是儿子从云南带回给她治头疼的。药工查验后摇头：“这是用土豆雕刻染色的，吃了无用，还可能中毒。”老妇人当场瘫坐在地——那包“天麻”花了二两银子，是她半年的积蓄。
更令人心惊的是，有军户拿着军营药局配发的“金疮药”来验，发现其中该有的“血竭”分量不足三成，替代的是廉价的松香粉。而这份药，是准备给在训练中受伤的士卒用的。
“规矩可以不立，”程允执在药商行会的集会上摊开这些记录，“可这些因假药受苦的人，他们的苦该找谁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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