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外三十里，土木驿的站房在开春的第一场沙尘暴里发出濒死的呻吟。程允执推开那扇被风沙磨薄了的榆木门时，门轴断裂的碎屑混着黄沙簌簌落进衣领。站房里弥漫着马粪、汗酸和霉变的草料混合的气息，最刺鼻的是墙角那堆尚未清理的呕物——昨夜宿在此地的某个官员随从，因吃了驿站供应的馊粥而腹泻整夜留下的痕迹。
驿丞老赵跪在满地狼藉中，手中捧着那本《驿递实录》，册页被油污浸得几乎看不出字迹。“大人明鉴...昨夜兵部急递送来时，站里只剩一匹瘸腿老马，三个驿卒两个在病着。”他颤抖的手指指向册上某行记录，“按制，八百里加急需双马轮换，三卒护送。可小站编制就五匹马，上月累死两匹，还没补上；驿卒七人，三个被路过的大人借去扛行李，至今未归...”
伯颜帖木儿蹲在马厩里检视那匹所谓的“瘸腿老马”。蒙古贵族掰开马嘴看了看牙口，又摸了摸马腿关节。“不是瘸，是蹄铁磨穿了，掌钉扎进了肉里。”他直起身，望向空荡荡的料槽，“而且饿的。按规制，驿马每日该有六升精料，可这槽里...”他用靴尖拨了拨槽底，只有些发霉的麸皮和沙土。
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在核对驿站账目。小丫头很快发现了更触目惊心的问题：土木驿去年接待的“公务过客”共四百二十三人次，可实际支出却足够接待八百人次。“多出来的银子去哪了？”她问驿丞。老赵脸色惨白，从床下拖出一口破箱子，里面是厚厚一叠“白条”——都是过往官员“暂借”的凭证，有的写借马，有的写借人，有的干脆写“补给不足，暂支银二十两”，落款从六品主事到三品侍郎皆有，最早一张竟是正统八年的，墨迹都褪成了淡褐色。
“不敢催，催了就得罪人。”老赵老泪纵横，“可不催，驿站的亏空就越来越大。马死了没钱买，卒病了没钱治，只好从过往的普通信使、商旅身上抠...抠到最后，连八百里加急都跑不动了。”
真正的危机在七日后爆发。朔方都督府六百里加急军报——蒙古残部有异动，需朝廷速调兵粮。按正常驿递，五日可抵京。可这份军报在居庸关至怀来段，因驿站无马可换，延误了一日；在昌平段，因驿卒被强征去给某致仕尚书搬家，又延误半日；最后进京那段，送信的驿卒因连续奔波三日未食，晕倒在德胜门外，被巡城兵丁发现时，军报已被雨水浸湿，字迹模糊难辨。
等兵部重新誊录、呈递御前，已是第八日午后。朱祁镇震怒，当庭摔了那份湿漉漉的军报：“八百里加急跑了八日！若是敌军真至，等这份军报到时，城池早破了！”
朝会上，当程允执奏请全面整顿驿传系统时，工部、兵部、户部的官员罕见地同时沉默了。不是反对，而是深知这潭水有多深——全国一千四百余处驿站，养马三万余匹，驿卒五万余人，年耗银八十万两。而其中漏洞，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驿传之弊，非一日之寒。”兵部尚书出列陈情，“官员滥用驿递，强借马匹人力，此其一；驿站经费层层克扣，到驿丞手中十不存五，此其二；驿卒地位卑贱，常被过往官差殴打辱骂，逃亡日众，此其三...”他顿了顿，“更有甚者，有些地方豪强，私设‘黑驿’，截留公文，勒索商旅，已成一害。”
户部侍郎补充道：“且各地情况迥异。江南驿站多靠水驿，漕船传递；西北多靠马驿，但草料难得；西南山地，甚至还需人背肩扛。若一刀切改革，恐难适应。”
伯颜帖木儿却讲起了草原上的传信方式：“我们部落之间传讯，用‘箭书’——将消息刻在箭杆上，交给最善骑射的勇士。他会带三匹马，一路换乘，遇河渡河，遇山翻山。到了下一个部落，那个部落会派出自己的勇士接力。”他看着殿中众人，“关键是：传信的勇士只传信，不做别的；接力的部落必须出最好的马和最好的骑手——因为消息关系到整个草原的安危。”
程允执提出的方案借鉴了这种思路。首先，他将驿传系统分为三类：“军情急递”专设独立信道，驿卒不得被征用，驿马专马专用，沿途驿站必须优先保障；“公务常递”按品级规定待遇，严禁超标；“民间商递”则试行“驿站外包”，允许商队承包部分线路，朝廷按件补贴，但需承担公文传递义务。
更关键的是“驿卒改制”。以往驿卒属贱籍，世代相袭，不得改业。新制允许驿卒子弟科举，优秀者可直接转入兵部或地方衙门任职；同时提高驿卒待遇，规定每日工时、每旬休沐，严禁过往官员殴打辱骂。
“要让送信的人活得有尊严，”程允执在御前陈述，“他们才会把信当命一样送。”
然而真正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者。新规颁布当月，各地驿站就收到数十封“说情信”，有要求保留超标待遇的，有要求继续“借用”驿卒的，更有地方官联名上书，称“若严格执行新规，过往官员食宿无着，恐误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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