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府衙架阁库的木箱在百年潮气里已经酥软如糕饼，程允执的手指刚触到箱盖上“洪武九年造”的烫金铭文，那金字竟像头皮屑般簌簌脱落，露出底下被蠹虫蛀成蜂窝状的朽木。他屏住呼吸，轻轻掀起箱盖——箱内整整齐齐码着的不是文书，而是一堆灰白色的粉末，粉末间散落着星星点点的蠹虫排泄物，在从高窗斜射而入的日光下，像一片微缩的、死寂的雪原。
“这是吴县旧志的残骸。”架阁库老吏的声音在空旷的库房里带着回音，“正统十四年，库房漏雨三月没人修，等发现时，整整三箱志书都化成纸浆了。”他用竹签小心拨开粉末，挑出一小片尚未完全朽烂的纸角——上面还能勉强辨认“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据苏州”的字样，但“张士诚”三字被人用朱砂粗暴涂抹，旁边批注小字“伪吴逆贼”。
伯颜帖木儿从另一只铁皮箱里取出一卷相对完好的《松江府志》。蒙古贵族展开卷首的疆域图，目光在图上一处停留许久。“这片临海的滩涂，”他抬头问老吏，“图上标注‘斥卤之地，不宜耕种’。可去年我去过那里，已经开出了三千亩棉田——谁改的？”
老吏苦笑：“没人改。这卷志书是永乐十年修的，之后六十年再未修订。滩涂变棉田是宣德年间的事，可朝廷没让修新志，府衙也就不管。”他顿了顿，“志书里记的，永远是修志那年的样子。就像画人，只画他二十岁的模样，等他八十岁了，你还说他年轻。”
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在核对各州县呈报的“现存方志目录”。小丫头很快发现了更触目惊心的问题：全府七县，有三县自称“志书完备”，可实际送到架阁库的，都是百年前的旧本；有两县干脆说“旧志毁于兵燹”，拿不出一字；唯有吴江县呈上了新修的志稿，但翻开一看，通篇歌功颂德——某年知县修桥、某年县丞赈灾、某年主簿劝农，却只字不提同年发生的洪水、蝗灾、民变。
“他们报喜不报忧，”小丫头在文华殿摊开对比图表，“就像病人只告诉郎中他哪里舒服，不说哪里疼。”
三日后朝会议事，当程允执奏请建立全国性的地方志编纂制度时，礼部尚书周礼的第一个反应竟是松了口气。“程部堂终于要做件正经事了！”老臣难得露出赞许之色，“方志者，乃地方之史，风化之鉴。理当由朝廷统一规制，使天下郡县皆能彰善瘅恶、劝诫后世...”
“周尚书误会了。”程允执展开那卷被涂改的吴县旧志，“下官要建的不是‘彰善瘅恶’的功德簿，是要能真实记录一地之山川、物产、民情、利弊的‘地方实录’。”他指着被涂抹的“张士诚”三字，“张士诚据苏州十一年，这是历史。涂抹掉，后任官员就不知道那段时期苏州发生过什么，不知道百姓为何念他，不知道朝廷后来如何收服人心——这就好比大夫不知道病人得过什么病，怎能开对症的药？”
户部侍郎提出了实际问题：“修志耗费甚巨。若要天下千余州县同步编纂，光是纸张、刻版、人工，就是一笔巨款。这钱从哪出？让地方自筹，必成摊派，苦了百姓；由朝廷全拨，国库堪忧。”
“钱的问题可以变通。”程允执早有准备，“不要求一次修成宏篇巨制，可先修‘简志’，只记最关键的事项：田亩增减、人口变动、物产更易、灾害频次、赋税盈缩。这些数据，州县衙门本就有底册，只需整理核实。”他顿了顿，“而且，不必全由官府操办——可延请地方耆老、乡绅、甚至通晓本事的百姓参与。”
这个“百姓参与”的提议引发了更大争议。翰林院有学士当场反对：“修史乃士大夫之责！岂能让贩夫走卒插手？况愚民无知，必多谬误！”
伯颜帖木儿忽然说起草原上记事的法子：“我们部落记历史，不是由萨满一个人写。春天迁徙路线，由最老的牧人记；哪片草场好，由放牧的孩子记；和别的部落是战是和，由参与过谈判的人记。最后把这些记下来的东西，在祭敖包时当众念，所有人都可以补充、纠正。”他看着殿中众人，“这样记下的东西，可能不文雅，但每个活着的人都认——因为那是他们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的事。”
真正的难题在编纂体例。以往的方志，多是模仿正史的“纪传体”，分舆地、建置、职官、选举、人物、艺文等门类，重人物轻民生，重文采轻数据。程允执提出的新体例，首次将“食货”“民生”“灾异”提升到与“职官”“人物”同等地位，并要求每项记载都必须附数据来源——是来自官府册籍，还是乡老口述，或是实地勘察。
更突破的是，他要求每部方志必须设“存疑”与“争议”两栏。若某事记载不一，各方说法并列；若某数据可疑，标注“待考”；甚至允许记载地方弊政——但需同时附上朝廷应对措施及成效。
“方志不是用来粉饰太平的，”程允执在给各州府的训令中写道，“是用来让后来者知道，这里曾有过什么病，用过什么药，哪些治好了，哪些还在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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