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闾门内“天工坊”的学徒房在梅雨季泛着一股陈年汗渍与木屑混合的浊气,程允执推开那扇被手油浸得发黑的樟木门时,门轴发出老牛反刍般的闷响。房内通铺上蜷着六个半大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四岁,最小的才十岁,此刻本该在织机前学艺,却都挤在墙角——因为靠窗那架祖传的“吴式提花机”的综框又卡死了,木质的滑槽在潮气里胀得变了形,把三百根提花线绞成了一团乱麻。
“这机子,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坊主吴老四蹲在织机旁,手中攥着一把已经扯断的蚕丝线,线头处不是整齐的断口,而是毛茸茸的、被生生磨断的痕迹,“按祖训,学织吴锦得先伺候三年机子——擦灰、上油、调综,手熟了才让碰丝线。”他指了指墙角那些面色惊恐的孩子,“可这机子老了,木头酥了,滑槽三天两头卡。孩子们的手还没练熟,先练出了一身撬机子的蛮力。”
伯颜帖木儿正用弯刀小心地挑开绞死的提花线。蒙古贵族的指尖拂过那些细如发丝的丝线,突然停在一处——那里有十几根线的颜色明显暗沉,不是染色不均,而是被汗水反复浸透后的污浊。“草原上教孩子驯马,”他没有抬头,“不会让他先驯一匹二十岁的老马。因为老马有自己的脾气,孩子学不到正经驯法,只学会怎么不被马踢。”
其其格带着工部匠作司的书吏在核对学徒名册。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规律:天工坊近十年收的学徒共二十三人,如今仍在坊内学艺的只有五人,其余的不是“手笨被逐”,就是“家中有事辞去”。而逐人的记录里,最多的理由竟是“不善伺候祖传织机”。
“可这机子本就难伺候啊。”一个被逐后又偷偷回坊帮忙的学徒低声说,“吴师傅自己年轻时,也弄坏过三次综框。可他是坊主的儿子,坏了就修。我们这些外姓的,坏一次就是‘手笨’。”
三日后苏州府衙议事,当程允执提出设立“匠艺传习所”、打破传统师徒制时,苏州织造局提举的第一个反应是摇头。“程部堂,百工技艺,自古师徒相授。师父肯教多少,全看徒弟的孝心与悟性。若设传习所,让匠人把看家本事都端出来,那手艺还值什么钱?”
“可若不端出来,手艺就要绝了。”程允执展开一份从南京工部调来的《匠户传承实录》,“苏州吴式提花,号称‘七十二综,一锦千变’。可如今全城还能操作七十二综织机的匠人,只剩七位,最年轻的五十一岁。而他们的徒弟...”他翻到名册末页,“没有一个能独立上机。”
更严峻的是匠籍制度。匠户子弟必须承袭父业,哪怕毫无天分。吴老四苦笑:“我二儿子,看见织机就头晕,却因为是匠籍,不得不学。十年了,连十六综的简单花样都织不好。”
“那就让不晕的人来学。”伯颜帖木儿忽然开口,“草原上教射箭,不会只教自己部落的孩子。哪个孩子眼神好、臂力稳,不管他是牧人的儿子还是铁匠的儿子,都可以学。因为箭射得准,是整个部落的事。”
这个“才尽其用”的思路成了破局关键。程允执提出的匠艺传习所,最核心的是三条:一是“开放招收”,不限匠籍,凡有巧思、肯吃苦者皆可报考;二是“分科传习”,将复杂工艺拆解成织、染、绣、挑等多个科目,学徒按天赋择科而学;三是“考核出师”,不看出身不看年限,只看手艺是否达标。
“不是要废了师徒制,”程允执在给各匠坊的文告中写道,“是要让想学的人找得到明师,让愿教的人看得见后继。”
然而真正的难题在传习内容。各派匠人视技艺为秘传,怎肯轻易示人?吴老四直言:“我吴家七十二综的挑花诀窍,是六代人琢磨出来的。若公开传授,别家学去了,我吴锦还凭什么卖高价?”
其其格想出了折中办法。她建议设立“技艺献授奖”:凡愿将独门技艺整理成图说、口诀献出者,朝廷按该技艺的市场价值给予一次性赏银,并授予“匠师”荣誉头衔;同时规定,献出的技艺虽可公开传习,但商业使用时需标明技艺来源,并缴纳少量“技艺使用费”。
“就像草原上的草场,”伯颜帖木儿解释,“你可以赶着羊来吃草,但要记住草场是谁养护的,明年再来时,带一袋盐作为谢礼。”
深秋,第一所匠艺传习所在闾门外试办。校舍原是废弃的染坊,程允执特意保留了那口百年染缸,将其改造成“技艺展示池”——缸中蓄水,用于演示不同染法的效果。招收告示用了三种文字,除汉文外,还有蒙古文和波斯文,因为苏州城内有归附的蒙古织工和西域染匠。
报考者出乎意料地多。除了匠户子弟,竟还有商贾之子、农夫之女、甚至有个在码头扛活的少年,说他夜夜梦见织锦。考核不考文章,只考三样:眼力(分辨丝线细度)、手感(触摸判断织物密度)、巧思(用简单材料搭出结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喜欢大明涅盘:重生朱祁镇请大家收藏:(m.zjsw.org)大明涅盘:重生朱祁镇爪机书屋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