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苑太液池北岸的“澄渊堂”，在早春化冻时节弥漫着一股水汽与旧木混合的微腥气息。当七位身着绯袍的巡抚按序步入这座平日极少启用的偏殿时，最年轻的陕西巡抚杨璿注意到，皇帝并未像往常那样端坐在正中的蟠龙椅上，而是侧身站在西墙那幅巨大的《九边舆图》前，背对着门口。午后的阳光透过冰裂纹槛窗，在那身玄色常服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也照亮了舆图上用朱砂新标注的几处边镇——那些红点鲜艳得有些刺眼，像未愈的伤口。
“都坐吧。”皇帝没有转身，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的沙哑，“这屋子久未有人气，朕让他们多生了两个炭盆，还是觉得有股子潮味。”
七位巡抚在早已摆好的绣墩上落座，无人敢先开口。河南巡抚王竑的鼻翼微微翕动——他确实闻到了炭火也压不住的霉味，但更浓的是一种药草熏蒸后残留的苦涩气息，从御座旁那架山水屏风后隐约飘来。
程允执从屏风后转出，手里捧着一摞用黄绫捆扎的文卷。老臣将文卷放在皇帝身侧的紫檀案上，解开系带，露出最上面一份封面写着“河南田籍实勘汇总”的册子。
“今日召诸位来，”皇帝终于转过身，目光缓缓扫过堂下每一张面孔，“不是要听你们报喜。朕看了三年来的《巡抚行台录》，报喜的折子已经够多了。今日，朕要听你们报忧——那些新政在你们辖境内，到底遇到了哪些说不出口的难处，哪些绕不过去的坎。”
堂中一片寂静。山西巡抚年富下意识摸了摸袖中的奏本——那里面确实有几桩“难处”，但临行前幕僚再三劝诫：“面圣陈情，当报喜不报忧，方显治下太平。”
皇帝在御椅上坐下，手指敲了敲案上那摞文卷。“就从王竑开始吧。河南推行田籍新制三年，清出隐田十八万亩，这是喜。但朕听说，”他抽出一页纸，“去年光州有十三户清田后重新被豪强‘诡寄’的案子，到今年正月还未审结。为何？”
王竑的后背瞬间渗出冷汗。他离席跪倒：“臣……臣有罪。此案涉及光州知州的内弟，州县衙门互相推诿，臣督促不力……”
“朕不是要问罪。”皇帝打断他，“朕是问你，症结何在？是律法条文有漏洞，还是执行之人有顾虑？抑或……”他顿了顿，“根本就是你这个巡抚，觉得为了十三户农户，不值得去碰一个知州的内弟？”
这话重得像一记闷棍。王竑伏在地上，额头抵着冰冷的金砖，脑中飞快地转着。最终他直起身，咬牙道：“陛下明鉴。症结在于……清田之后，田归原主，但原主多为贫弱，无力自耕，往往又将田佃给原来的豪强。豪强以‘代管’之名，行‘霸占’之实。而律法对‘代管’与‘霸占’的界定，州县官可上下其手。”
“说得好。”皇帝居然点了点头，“这才是真话。伯颜帖木儿——”
蒙古贵族从殿角阴影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半旧的羊皮。他将羊皮摊开在案上，上面用炭条画着草场分割的简图。“草原上分草场，如果分完后，弱小的部落没有足够的牛羊吃草，强大的部落会说：‘我来帮你放牧，秋天分你三成羊羔’。但到了秋天，弱小部落往往连一成都拿不到。”他指着羊皮上一处标记，“后来我们定了规矩：代放牧可以，但要有三个部落的老人作证，写下契约，按上手印，秋天分羔时三老必须在场。”
皇帝看向程允执：“记下——田籍新制需增补‘代管公证’条款。凡清还田产，原主无力自耕需托人代管者，须有里老、田邻、甲长三人以上公证立契，契中明定分成、年限、违约之罚。州县官须按季抽查公证契的执行。”
王竑怔怔地听着，忽然重重磕了个头：“臣……臣回去就办！”
接着是陕西巡抚杨璿。他汇报的是养老新制的推行，但皇帝直接问：“朕知道你陕西做得不错，七十六所养济院，院院实籍，月月放粮。但你奏章里没写的是——那些‘以工代养’的轻役，老人一天糊多少纸盒、编多少草席，才算‘劳有所值’？工钱定低了，是盘剥；定高了，官库吃不消。这个度，你怎么把握的？”
杨璿从袖中掏出一本巴掌大的册子：“臣……臣随身带着这个。”册子上密密麻麻记着各种工种的耗时与成品标准，比如“糊中小号纸盒，熟练者一日可二百只，生手八十只。定每百只工钱三文，日上限六文。”“编草席，熟手一日一领半，生手三日一领。定每领工钱五文。”
“这是你自己定的？”
“是臣与西安府几位老匠人、养老院管事，一起试了半个月试出来的。”杨璿声音渐稳，“既要让老人做得动，又要让官库发得起，还要让收成品的商铺觉得划算——三方都不吃亏，这规矩才能长久。”
皇帝接过册子翻了翻，递给其其格：“抄录下来，发各省参考。”小丫头早已在屏风后的小案上铺开了纸笔，此刻眼睛一亮——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如此具体、如此“有温度”的治理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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