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东安门内北侧那条叫作“东厂胡同”的窄巷，在冬日清晨的薄雾里沉淀着一股经年的、类似铁锈混着旧纸的沉闷气息。当程允执推开东厂档房那扇包着铜皮的门槛时，正看见两个厂役按着一个瑟瑟发抖的书办，将他怀中那叠文书粗暴地抖落在地。纸张散开，最上面一份是顺天府某粮铺的进货账本，墨迹还很新，但边缘已经被人用红笔勾画了十几处可疑的“暗记”。
“这份账，”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档头用靴尖踢了踢账本，“上月从通州码头运入的江南米是三百石，可顺天府税关的记录只有二百五十石。那五十石……”他蹲下身，盯着书办惨白的脸，“是飞进你东家粮仓的？”
书办嘴唇哆嗦着：“大人……大人明鉴，那五十石是……是陈米翻新，不是新米，所以税关那边……”
“所以你们就在账上做手脚，把陈米当新米卖？”档头站起身，拍了拍手，“带走。按《大明律》，奸商以陈充新，杖八十，罚银百两。至于你……”他瞥了眼书办，“知情不报，同罪。”
程允执没有立即出声。他的目光落在门槛内侧那片被无数双靴子磨得发亮的铜皮上——铜皮边缘已经翘起，露出下面朽黑的木头，翘起的铜皮薄如刀刃，在晨光里泛着危险的寒光。这是象征，也是警告：东厂的门槛，既保护着里面的人，也随时可能割伤跨入者的脚。
伯颜帖木儿站在档房的窗边，望着窗外那条狭窄的胡同。蒙古贵族手中把玩着一枚草原上用来标记猎物的骨签，签尖在窗棂上轻轻划着。“草原上猎狼，”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整个档房安静下来，“最好的猎犬要知道该追哪头狼、该在什么地方下口。如果猎犬疯了，见羊也咬，见马也扑……”他顿了顿，“猎人就会给它戴上嘴套，或者在它脖子上拴根绳子，绳子另一端握在自己手里。”
那个档头的脸色变了变，但看到程允执身上的绯袍和补子，终究没敢发作。他躬身行礼：“不知程阁老驾临，有失远迎……”
“本官不是来听你办案的。”程允执走到那张巨大的榆木公案前，案上堆着几十本“已结案”的卷宗，每本案卷封面都盖着“东厂速决”的朱印，“本官是来看，你们东厂这几个月，到底‘速决’了多少案子。”
其其格带着刑部、大理寺的几位主事，开始抽查那些卷宗。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规律：在随机抽出的三十本案卷中，有二十七案的“罪证”只有东厂密探的“风闻奏报”，没有苦主诉状，没有物证书证，甚至连犯人的画押都是在深夜、单独提审时取得的。
“这份，”她翻开一册卷宗，“记载‘某绸缎商私通蒙古，贩卖禁铁’。可通篇只有‘据探子报’四字，后面列了几笔模糊的交易记录，没有具体时间地点，没有查获的实物，连所谓的‘禁铁’是什么规格、多少斤两都没写清楚。”
真正的震撼来自实地核查。程允执按卷宗记录，找到了那个“私通蒙古”的绸缎商。此人已被关押三个月，家中店铺被封。但当刑部主事重新审讯时，商人涕泪横流地拿出一本详细的账册：他所贩卖的根本不是铁器，而是草原上寺庙需要的铜制佛像配件，且每笔交易都在市舶司登记，缴纳了关税。
“东厂的人……他们说要查禁铁，草民说没有，他们就把账册上‘铜佛座’的‘铜’字，用指甲抠掉半边，变成了‘铁’字……”商人颤抖着指认被篡改的账页，“草民不服，他们就说要查我三代，看我祖上有没有犯过事……”
三日后文华殿议事，当程允执将东厂那三十份问题卷宗摊开在紫檀长案上时，掌印太监的第一反应是辩解：“程阁老，东厂侦缉百官、肃清奸恶，乃是太祖皇帝所定祖制。且厂卫行事，贵在机密迅速，若事事都要如刑部那般取证齐全，恐贻误时机。”
“贻误什么时机？”程允执冷冷道，“贻误屈打成招的时机，还是贻误敲诈勒索的时机？”他抽出一份卷宗，“这份案子，东厂三日内‘侦破’，涉事商人罚银五百两，其中三百两进了东厂的‘办案公费’。可刑部重查用了十天，证明此人完全无辜。这多出来的七天，抵不上一个百姓的清白？”
刑部尚书补充道：“且《大明律》明定：凡审讯，需有佐证官在场；凡定罪，需人证物证俱全。东厂以‘机密’为由，行私刑逼供之实，此风若长，则国法荡然。”
殿上一片寂静。几位曾受过东厂“关照”的官员，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他们既痛恨东厂的跋扈，又担心一旦东厂失势，那些被压制的政敌会反扑。
“草原上的猎犬，”伯颜帖木儿这时缓缓开口，“如果连续三次把家羊当成野狼咬了，猎人不会杀它，但会做三件事：一，把它拴在帐篷边，不让它随便跑出去；二，每次放它出去，脖子上挂个铃铛，让所有人都知道猎犬来了；三，如果它再咬错，就拔掉它最尖利的犬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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