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宝钞提举司后堂那间封存历代钞版的库房，在岁末的阴寒里浮沉着桐油、朽木与陈年米浆混合的腐朽气息。当提举太监张敏用黄铜钥匙打开最内侧那口包着铁皮的杉木箱时，箱盖起处，竟滚出几十枚已经锈结成块的铜钱——那是永乐年间试铸的“当十钱”，钱文“永乐通宝”尚可辨认，但钱体布满翠绿的铜锈，边缘粘连如蜂窝，稍一用力便碎成齑粉。
“这是当年试铸的样钱。”张敏的声音在寂静的库房里带着颤意，他戴着手套，小心地拈起一枚相对完整的钱币，对着窗光细看，“成祖爷时想铸大钱，一枚当十文用。可铜料不足，掺了铅锡，铸出来质地松脆，百姓不收，只好封存。”他放下钱，指向库房深处那一排排樟木架，“不止铜钱，宝钞更是如此——从洪武到正统，印了多少版？可哪一版真正通行下来了？”
其其格在库房东侧的长案上，正摊开一卷长达三丈的《宝钞流通实录》。这是她从户部、宝钞司、乃至各地税关搜集来的碎片记录拼凑而成。小丫头用细笔在纸卷上标注出几个关键节点：洪武八年，初印“大明通行宝钞”，一贯折银一两；至洪武末年，钞值已跌至三折；永乐年间曾强行“倒钞”，以旧换新，但不出十年，新钞又跌；到正统初年，民间实际交易几乎只用银铜，宝钞只在完粮纳税时被官府强行搭收，且收时按面值，支时却按市价折算——往往是“收钞一千，支时只值二百”。
“这不是钱，”程允执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老臣的手抚过案上那些已经脆化的旧钞样本，“是债。朝廷印一张纸，说它值一贯，百姓就得用一贯的货物来换这张纸。可朝廷收税时，却又不愿全收这纸，还要搭收银钱。久而久之，谁还信这纸？”
真正的危机在腊月二十三日“小年”这天爆发。顺天府衙门前，上百名小商贩聚集，举着成捆的宝钞哭诉：他们按官府要求，收取宝钞作为货款，可去钱庄兑换时，一贯钞只能换到八十文铜钱，而官府征收明年春季的“门摊税”时，却明令“宝钞按面值缴纳”。这意味着，他们收进来时贬值八成，缴出去时却要全额——一来一去，血本无归。
顺天府尹不敢决断，急报户部。王直亲自到场，面对激愤的人群，老尚书额上渗出冷汗。最终是伯颜帖木儿骑马赶到，蒙古贵族在马上听明白原委后，只说了一句：“草原上两个部落交易，如果甲部落的皮子，今天说一张换五只羊，明天说换三只，乙部落就不会再和他做买卖。因为信不过。”
这话传到文华殿时，朱祁镇正强撑病体听取程允执关于货币整顿的密奏。皇帝靠在软枕上，听完伯颜帖木儿的比喻，枯瘦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他说得对。不是宝钞不好，是朝廷自己先不信宝钞，却要百姓信。”
腊月二十六，一次秘密的“货币议”在文渊阁举行。与会者只有七人：程允执、户部尚书王直、宝钞提举张敏、工部铸币司主事、以及被特旨召入的伯颜帖木儿与其其格，最后一人竟是刚刚伤愈的太子朱见深——这是皇帝的意思，要太子亲历这次关乎国本的整顿。
程允执在阁中铺开三张图：第一张是《天下银铜矿脉分布》，工部近十年勘探的结果；第二张是《历年货币流通实录》，其其格整理的数据；第三张最特别，是一幅手绘的《域外货币制式图》，上面有阿拉伯的银币、波斯的金币、甚至葡萄牙新近流入的“十字钱”。
“诸位请看。”程允执的手指先点在第一张图上的云南、江西几处矿点，“我朝并非无银，云南每年可出银三十万两，江西铜矿更是富庶。然银以‘锭’计，五十两一锭，市井交易如何分割？铜钱倒是零散，但各地私铸成风，钱质低劣，轻重不一——湖广的钱薄如纸，北直隶的钱小如豆，商人交易，先要验钱、称重、折算，半日做不成一笔买卖。”
他又指向第三张图上的阿拉伯银币：“这些‘迪拉姆’，每枚重约三分，成色固定，上面压着哈里发的印记。商人们认印记，不认重量，因为信得过铸币者。”最后，他的手指停在第二张图上那条断崖式下跌的宝钞曲线，“所以，整顿货币，不是印新钞或铸新钱那么简单。是要重建‘信’——让百姓相信，朝廷给的钱，值它上面写的数。”
太子朱见深沉默良久，轻声问：“如何重建？”
程允执从袖中取出一枚特制的铜钱——那是他让工部秘密试铸的样品。钱比寻常铜钱略大，钱文“大明通宝”四字端庄厚重，边缘有一圈细密的防伪锯齿，钱背则压着铸造年份和工部监造的印记。更特别的是，钱体呈一种均匀的暗红色。
“这是‘九铜一锡’的配比。”程允执将钱递给太子，“铜七成五，锡一成，铅一成五，铸出来硬度适中，不易磨损，且颜色独特，难以仿制。”他又取出一枚略小的银币，“这是‘银毫’，重三分，抵铜钱百文。成色九成，含银量刻在币面，可随时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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