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元年的第三个月，议会大厦的会议厅里，一场关于“贡献点”制度的辩论已经持续了三天。
争论的焦点很简单——钱，还要不要。末世前的信用货币体系在末世中已经崩溃，联邦临时采用了“配给制”，按需分配，人人有份。但那只是权宜之计，如今和平了，生产力爆发了，仓库堆满了物资，继续按需分配似乎也可以，但总有人觉得不对劲。
“干活和不干活一个样，那谁还干活？”老陈在会上拍了桌子。
“劳动是人的本能，不是为了那点东西。”对面的代表反驳。
“本能？那你怎么不去扫大街？怎么不去掏粪？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也是本能？”
争吵陷入僵局。
钟毅坐在主席台上，一直没有说话。他在听，在等，等一个可行的方案浮出水面。第三天傍晚，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站了出来。她叫林薇，末世前是经济学博士，末世后在希望壁垒的仓库里当过搬运工。她提出的方案叫“贡献点”，与“信用点”并行。
“信用点保障基本生活，”林薇在全息投影上展示她的模型，“每一个公民，无论做什么，每月都能获得固定数额的信用点，足够吃饭、穿衣、看病、住房。这是底线，是尊严，是联邦对每一个人的承诺。”
“那贡献点呢？”有人问。
“贡献点，用来激励。你工作，得贡献点；你发明，得贡献点；你创作，得贡献点；你帮助他人，也得贡献点。贡献点可以兑换信用点买不到的东西——更好的住房、更高级的教育、更舒适的旅行。它不是必需品，是奖章。”
“那不就是钱吗？换了个名字。”
“不一样。”林薇摇头，“钱可以继承，可以囤积，可以钱生钱。贡献点不能继承，不能转让，每月清零。你本月贡献多少，得多少点，花不完的，下月归零。它不积累，不增值，纯粹是对你当月付出的认可。”
会议厅里安静了一瞬，然后响起了嗡嗡的讨论声。
“不能继承？那我挣那么多干嘛？”
“挣的是荣誉，不是财富。”林薇说，“你希望你的孩子因为你而被人尊重，还是希望你的孩子因为你留下的钱而被人羡慕？”
那人沉默了。
“贡献点”制度以百分之六十三的赞成票通过。反对者大多是末世前的富人，他们习惯了囤积，习惯了让子孙后代吃老本。但在新联邦，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制度实施的第一天，张阿姨领到了自己第一个月的贡献点。她在一家社区养老院做义工，陪老人聊天，帮老人洗澡，给老人喂饭。她的贡献点不多，但够她换一张去西境明珠的火车票。
“妈，你去西境明珠干嘛？”女儿问。
“去看你姥姥的墓。”张阿姨说，“末世前，你姥姥葬在西境。我十年没去过了。以前没钱，没路，没时间。现在，有了。”
女儿沉默了，然后抱住母亲。
“我陪你去。”
贡献点制度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活力。
以前，人们工作只是为了生存。现在，生存已经有了保障，工作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是为了获得认可，是为了贡献点。贡献点本身不值钱，但它背后的荣誉值钱。
一个清洁工，如果他把街道扫得一尘不染，邻居们会在联邦APP上给他点赞，点赞转化成贡献点。他不是为了那点贡献点去扫街，而是为了那一颗颗“赞”——那是别人对他的认可，是他存在价值的证明。
一个科学家，如果他的发明让社会受益，联邦会给他颁发“贡献勋章”，勋章附带大量贡献点。他不是为了贡献点去发明，而是为了那枚勋章——那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耀。
一个孩子，如果他在学校里帮助了同学，老师会给他一张“贡献卡”，卡里存着几个贡献点。孩子用贡献点换了课外书，不是为了书，而是为了那张卡——那是他善良的见证。
“这比钱好多了。”老陈在一次采访中说，“钱这东西，让人自私。贡献点，让人无私。因为无私，才能得到更多。”
“那有钱人不是不高兴吗？”记者问。
“有钱人？”老陈笑了，“在新联邦，没有有钱人。只有有贡献的人。”
法律体系也在改革。
末世中的法律，以“惩罚”为核心。偷粮食，判刑；抢物资，判刑；杀人，死刑。那是乱世重典，不得已而为之。如今和平了，法律的核心从“惩罚”转向“引导”和“规范”。
“法律不应该只是大棒，”首席大法官在议会作证时说，“还应该是胡萝卜。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也告诉你什么值得做。”
新《联邦法典》采纳了这一理念。对科技创新和生态保护，法律给予了明确的激励。一项发明如果能显着改善环境，发明者可以获得联邦最高荣誉“希望勋章”和巨额贡献点。一个企业如果能够实现零排放，联邦会减免其税收，甚至提供补贴。
同时，对破坏生态的行为，法律给予了最严厉的惩罚。污染水源，判十年；砍伐森林，判十年；猎杀保护动物，判十年。不是因为他们造成的损失有多大，而是因为他们触碰了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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