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正放下茶盘，看了他一眼。“教谕脸色不好，可是病了？”
“无妨，昨夜没睡好。”方孝孺端起茶，手不稳，茶水溅出来些。
学正退出去。方孝孺放下茶杯，手探进怀里，摸着那叠纸。纸很糙，边缘割手。
他得决定。现在，立刻。
要么烧了，当没这回事。要么，送去给该看的人。
该看的人……李御史在京城，山高路远。杭州城里，谁能管这事？谁能信？谁敢接？
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杭州府同知，赵贞吉。此人官声不错，年初曾因漕粮案顶撞过上官，被罚了俸，但没低头。
也许，可以试试。
方孝孺起身，将血书证词重新包好，塞进袖中。他得去见赵同知，现在就去。从府学到府衙，隔三条街，步行两刻钟。
他走出明伦堂，穿过院子。学生见他，躬身行礼，他心不在焉地点头。出了府学大门，街上人来人往，挑担的，叫卖的，轿子，马车，热闹得很。
他沿着街走，步子很快。袖子里那包东西，像块炭，烫着胳膊。
拐过街角，前面就是府衙。门口站着衙役，抱着水火棍，在打瞌睡。
方孝孺深吸一口气，往前走。离府衙还有十步时，斜刺里忽然冲出一人，撞在他身上。他一个趔趄，那人连声道歉，扶了他一把，手很快缩回去。
是个年轻人，穿着短打，像个伙计。方孝孺皱眉，摆摆手，示意无妨。年轻人快步走了，消失在人群里。
方孝孺整了整衣衫，继续往前。走了几步，他忽然觉得袖子里轻了。
他一摸，空了。
血书呢？证词呢？
他猛地转身，四下张望。街上人潮涌动，挑担的，叫卖的，轿子，马车……刚才那年轻人，早已不见踪影。
方孝孺站在原地，浑身发冷。光天化日，府衙门前，东西被偷了。
谁偷的？那年轻人是谁？是巧合，还是……
他不敢想，转身往回走。步子乱了，险些撞到人。他回到府学，进明伦堂，关门，坐下，手还在抖。
东西丢了。他还没决定要不要管，东西就丢了。
是警告么？告诉他，别碰，碰了就是这个下场？
可偷东西的人，怎么知道他袖子里有血书？怎么知道他会来府衙？怎么知道是此刻？
方孝孺趴在案上，额头抵着冰凉的木头。他想起老师的信：“谨言慎行”。
是了，老师早料到了。这血书，本就不该到他手里。有人想借他的手递上去，也有人，不想让这东西见光。
他现在该庆幸么？东西丢了，他不用抉择了，安全了。
可那些手印，那些名字……还在他脑子里，血红的。
门外传来敲门声。“方教谕，赵同知来了，说要见您。”
方孝孺猛地抬头。赵贞吉？他怎么来了？
“请、请进来。”
门开，赵贞吉迈步进来。他五十来岁，国字脸，留着短须，穿着青色官服，脸色沉肃。进门，反手关上门。
“赵同知……”
“方教谕，本官就不绕弯子了。”赵贞吉盯着他，“你今日是否收到一封信，里头有些不该收的东西？”
方孝孺喉咙发干。“下官……不知同知所言……”
“有人看见，驿递送信给你。信很厚。”赵贞吉走近一步，压低声音，“东西呢？”
“丢了。”方孝孺脱口而出，“方才在府衙门前，被人撞了，袖中之物被窃。”
赵贞吉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笑了。那笑很冷，没什么温度。
“丢了？丢得好。”赵贞吉在对面坐下，“你若真拿着那东西来见本官，本官还真不知该如何处置。”
“同知知道那是什么？”
“知道。”赵贞吉道，“刘家坳蚕户的联名血书，告云锦记强占田产、殴毙人命。对不对？”
方孝孺点头，手心又出汗了。“同知既知，为何……”
“为何不管？”赵贞吉打断他，“方教谕，你在杭州多少年了？”
“十一年。”
“十一年，你可曾见过，民告官，告赢了？”赵贞吉手指敲着桌面，“更何况，告的不是官，是皇商。皇商背后是谁，你我都清楚。”
“可那些人命……”
“人命？”赵贞吉摇头，“方教谕，你是个读书人，本官也是。圣贤书教我们仁政爱民，可这世道，不是书里的世道。云锦记在江南扎根二十年，牵扯多少官员，多少势力？一张血书，扳不倒它，只会让写血书的人，死得更快。”
“那就任由他们欺压百姓？”
“不然呢？”赵贞吉看着他，“你我去拼？拼得过么？本官年初为漕粮案说了几句话，罚俸半年，停职三月。若再碰这血书，丢的就不只是官职了。”
方孝孺说不出话。他想起老母，想起妻儿。赵贞吉有家小，他也有。
“东西丢了，是好事。”赵贞吉站起来，“你就当没收到过。日后若有人问起，咬死不知。这是为你好，也是为你家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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