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
腊月初七，晌午刚过，前门大街西河沿的一间小茶馆里，张砚盯着桌上的茶盏出神。茶已经凉了，水面浮着层薄薄的灰膜。他在这里坐了整整一个时辰，等一个不知会不会来的人。
两个月前，他还是绍兴府衙门里一个不起眼的书吏，专司整理刑名旧档。干了十二年，从二十岁熬到三十二岁，眼看这辈子也就是个抄写命的料。直到那天下值前，府台大人亲自将他叫进后堂。
“你懂笔迹鉴定？”府台没抬头，手里翻着一本册子。
“回大人，略通一二。在衙门这些年，经手的卷宗多了，慢慢看出些门道。”张砚弓着身答。
“速记呢？”
“早年跟过一位刑名师爷，学过些速记的法子，记性还算过得去。”
府台这才抬眼看他，眼神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给你三天，收拾行李，去京城。内务府要人。”
张砚愣住了。内务府是皇家的家务衙门，他一个汉人小吏，何德何能？
“别多问。”府台摆摆手，“去了就知道了。这是机缘，也是……”后半句咽了回去，只补了句：“好自为之。”
此刻坐在京城茶馆里，张砚还在琢磨那后半句究竟是什么。窗外传来车马声，他下意识看过去，一辆黑篷马车停在茶馆门口。车帘掀开，下来个穿灰缎棉袍的中年人，脸白净得有些不自然，没留胡子。
那人径直走到张砚桌前，也不坐，只问：“张砚？”
“正是。”
“跟我走。”
马车穿过大半座北京城。张砚坐在车里，透过帘子缝隙往外看。街道、铺面、行人，一切都在腊月的寒气里显得灰扑扑的。马车最后拐进一条窄巷，在一扇不起眼的黑漆小门前停下。
门里是个三进院子，安静得反常。几个杂役模样的低头干活，动作轻得听不见声响。灰袍人领着张砚穿过前院，进了一间厢房。
屋里烧着炭盆，暖得让人发闷。桌上已经摆好了笔墨纸砚，还有一叠空白的册子。
“从今天起，你在这里当差。”灰袍人的声音平直，没什么起伏，“我是吴良，这里的管事。你每日的工作，就是记录、比对。”
“记录什么？”张砚问。
吴良没直接回答，从怀里掏出个扁平的铜匣，打开，取出一份文书推过来。“先把这个签了。”
张砚接过细看。文书用的是宫中常见的黄麻纸，抬头写着“具结书”三字。内容无非是宣誓效忠、严守秘密之类，但措辞比寻常衙门文书严厉得多，动辄就是“凌迟”“族诛”。最奇怪的是末尾有一行小字：“自愿接受一切必要之约束与调理，以保心神澄明。”
“这约束与调理是……”张砚抬头。
“签了再说。”吴良递过笔。
笔是上好的狼毫，笔杆温润。张砚蘸了墨，正要落笔，忽然觉得那墨色不太对——太深了，深得发苦。他犹豫了一下。
吴良的手轻轻按在桌沿上，指节泛白。“张先生，府台大人没告诉你么？来了，就回不去了。”
张砚手一颤，墨点滴在纸上，迅速洇开一团黑斑。他深吸口气，在“张砚”二字上按了手印。
按完手印，吴良的脸色似乎缓和了些。“你的住处安排在西厢房第三间。每日卯时三刻点卯，午时休息半个时辰，酉时下值。没有休沐。”
“那我的职责……”
“明天你就知道了。”吴良收起具结书，“对了，夜里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出房门。这是为你好。”
那天晚上，张砚躺在硬板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屋子不大，陈设简单，一床一桌一椅，连个箱子都没有。窗户纸糊得严实，只能透过缝隙看见外面院子里挂着的灯笼，昏黄的光在地上投出晃动的影子。
约莫子时前后，他听见了声音。
起初很轻，像是远处有人在念书，听不清内容。渐渐地，声音近了，也多了——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在同时复述着什么。语调平直，节奏完全一致，每个字都咬在同一个拍子上：
“……予幼承庭训……长怀故国之思……甲申之变……痛彻心扉……”
张砚坐起身，屏息细听。那些声音就从窗外传来，近得仿佛说话人就贴在墙根下。可他从窗缝往外看，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灯笼在风里微微摇晃。
复诵声持续了约莫一炷香时间，突然停了。
万籁俱寂。
张砚后背渗出冷汗。他想起吴良的话。
“夜里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出房门。”现在他明白了，那不是警告，是劝诫。
第二天卯时，天色还漆黑，杂役送来早饭：一碗小米粥，两个馒头，一碟咸菜。张砚食不知味地吃完，准时到了昨天那间厢房。
屋里已经坐着三个人，都是生面孔。一个老头，两个中年人，都穿着和他一样的青布棉袍，低头磨墨，没人说话。
吴良进来时，手里抱着个紫檀木盒子。他将盒子放在桌案正中，打开，取出三份卷宗，分别推到张砚等三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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