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发生在我们撤回营地的路上。那声音不是尖锐的爆裂，而是一种深沉的、持续的低吼，像是大地深处某个古老的器官终于停止了挣扎。橙红色的火光从塌方现场的方向冲天而起，在极光残留的绿色天幕上撕开了一道短暂的口子——然后火焰被自己的冲击波吞没，化成漫天翻涌的灰白色烟尘。脚下的冻土在震颤，震波沿着永冻层的裂缝向四面八方扩散，将我们震得在雪地上踉跄了好几步。福尔摩斯扶住了我的手肘，阿辽沙将斯塔夫罗金的手臂紧紧揽在肩头。我们四人站在距离营地大约一英里的荒原上，看着那团火光升腾、扩散、然后缓缓沉入地平线，像一枚坠入冰海的落日，将周围的一切——天空、雪地、森林边缘那棵老松树的枯枝——都染成了一种介于火焰与冰霜之间的暗红色。远处的松林梢头，那对冷白色的眼睛最后一次闪烁了一下，像是在发出无声的嘶鸣，然后彻底沉入了森林最深处，沉入了那些连风都无法穿透的黑暗角落。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它。
我们在爆炸后大约一小时抵达营地。彼得罗夫已经按照福尔摩斯的指示，将所有人集合在了营地东南侧的空地上，流放犯人和哨兵混在一起，围着篝火挤成紧紧的一团。当我们的身影从荒原的黑暗中浮现时，第一个看见我们的是一个年轻的囚犯——就是那个在伙房里拉住我衣袖的少年。他没有说话，只是猛地站了起来，伸手指着我们，嘴巴张开又合上。然后彼得罗夫转过身来，手中那杆猎枪的枪管缓缓垂向地面，烟斗从松开的下唇间滑落，掉在雪地上，发出一声轻响。他弯腰捡起烟斗，用袖口擦了两下，重新塞回嘴里，然后朝我们走过来。他的步伐比平时慢了一半，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尚未落定的水面上。
“四个人出发，”他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五个人回来。”
他看了看被阿辽沙搀扶着的斯塔夫罗金——那个面容一半仍然残留着灰白色纹路、眼睛却已经重新属于人类的斯塔夫罗金——然后在胸口画了一个粗拙的十字。
“我不想知道你们在那边做了什么。”他说，“我只知道极光正在消散，脚印不再出现了，而我的烟斗——我的烟斗刚才第一次没有结冰。”他将烟斗从嘴里取出，在手指间翻了个个儿，像是在确认那仍然是他用了二十年的老物件，“这对我来说就够了。”
天亮之后，救援终于抵达。
那不是第三厅的部队——福尔摩斯判断得没错，俄国军方从来没有打算派人来救我们。来的是一列从叶尼塞河补给站开来的临时列车，车上载着三十名替换劳工和一批工程物资，带队的是一个年轻的陆军工兵少尉，名叫科罗廖夫，面颊冻得通红，军装上的扣子都系错了位——显然，他是在睡梦中被紧急动员起来的。他收到的命令是将施工营地的所有人员撤离至后方补给站，等待进一步的指示。是谁发出的命令，他也不知道。但福尔摩斯在那一刻与我交换了一个眼神——迈克罗夫特。跨大西洋电缆的信号不仅干扰了封印，还通过伦敦的外交渠道触发了某种我们无法从这片冰原上看到的连锁反应。也许英国外交部在最后一刻向圣彼得堡施加了压力，也许俄国人自己也在观察到极光异常之后决定暂时收缩阵线。无论原因是什么，当我们在晨光中登上那列破旧的工程列车时，第七施工营的噩梦终于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火车在广袤的白色荒原上向西南方向行驶了整整两天。车厢里挤满了流放犯人、哨兵和我们四个——不，五个。斯塔夫罗金一直靠坐在车厢角落里，背抵着冰冷的铁皮车壁，膝上盖着阿辽沙从营地带来的一条旧毛毯。他几乎不说话，只是偶尔抬起头，用那只没有被纹路覆盖的右眼望向窗外飞驰而过的大片白桦林和冻土荒原，仿佛他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刚刚出生的人第一次意识到天空是灰白色的、雪是冷的、呼吸是有形状的。
阿辽沙始终守在他身边，换药，喂水，在他冷的时候握住他的手。斯塔夫罗金左手掌心的灰色火焰已经彻底消失了，只在皮肤上留下了一圈极淡的、像是旧烧伤疤痕一样的白色印记。但福尔摩斯用放大镜检查过那枚印记后告诉我，那是一组极其微小、极其精密、与石板上的第七组符号完全同构的微型图案，像是一把锁被缩小之后烙在了他的掌心。
“它没有完全离开他，”福尔摩斯低声说，将放大镜收回口袋，“但它已经不能控制他了。我推测——这只是推测——他在最后一刻逆转了容器与被容物的关系。不是把它关在外面，而是把它关在了里面。他用阿辽沙给他的那一点温暖，反过来将冰焰封在了自己体内。他活着，就相当于封印还活着。这也许是我们所有方案中最不可靠的一种，但也是——如果阿辽沙的信仰可以被允许作为一个变量计入计算——唯一一种不需要炸药也不需要电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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