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底，接连两封来信，像两道惊雷，劈开了四水镇压抑的春天。
第一封，来自朝鲜前线。
信是辗转多人送来的，信封脏污破损，字迹潦草颤抖，寄信人是魏莱以前的一个老部下，现在在志愿军某部担任连指导员。
“团长（他还是习惯这么叫）：见字如面。我们团上个月参加了第五次战役，惨烈…太惨烈了…美军炮火像犁地，我们连冲了三次，上去一百二十人，下来不到四十…粮食运不上来，炒面早就吃光了，现在靠挖野菜、啃树皮…很多战友不是战死的，是饿死冻死的…团长，咱们后方的粮食，能不能再快一点，多一点？兄弟们…快撑不住了…”
信纸上有几处深色的污渍，像是血迹，又像是泪痕。
魏莱捏着信纸，手抖得厉害。他仿佛能看见冰天雪地的异国山岭上，那些年轻的面孔在炮火和饥饿中挣扎、倒下。这些人里，可能有李铁柱的儿子，有马三炮的侄子，有四水镇送出去的三十个兵。
而他，刚刚把本该属于他们的救命粮，作为“政绩”上缴给了县里。
一股腥甜涌上喉咙，他强行咽了下去。
“周文书，”他叫来周明远，声音哑得不成样子，“把信…烧了。别让任何人看见。”
周明远看了一眼信，脸色瞬间惨白，默默接过，就着煤油灯点燃。火苗吞噬了那些带血的字句，也吞噬了魏莱心里最后一点侥幸。
第二封信，来自西北。
这次不是赵卫国，而是一个陌生的署名，但信封上盖着绝密的军邮戳。信很短，措辞极其谨慎：
“魏莱同志：你处寄送之各类样品及工艺思路，均已收悉并组织力量分析研讨。其中‘表面钝化’及‘核壳结构’设想，极具启发性，已安排验证实验。另，最新一批‘细粉’样品，粒径分布有显着改善，虽未达理论最优，但已可用于特定辅助环节，解了燃眉之急。此事关系重大，万望继续探索，精益求精。具体技术细节，将由卫国同志另行沟通。切记：保密重于一切，成果属于人民。此致，敬礼！”
信没有落款，但魏莱知道，这来自西北基地的最高层。
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但这次是因为激动。有用！那些土法捣鼓出来的、他自己都觉得拿不出手的东西，居然有用！虽然只是“辅助环节”，但“解了燃眉之急”！
更重要的是，“极具启发性”和“已安排验证实验”。这意味着，四水镇这群泥腿子瞎琢磨出来的土办法，可能为国家级项目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行的思路！
这比任何表扬都珍贵。
他把这封信看了又看，然后同样交给周明远：“烧了。”
周明远这次有些迟疑：“镇长，这是好消息…”
“正因是好消息，才更不能留。”魏莱眼神锐利，“记住，我们什么都没收到，什么都不知道。张铁匠那边，试验继续，但方向要变——不再追求‘最细’，而是追求‘最稳定’、‘最容易重复生产’。把每次试验的详细参数、现象、得到的粉末性状，全都记录下来，越细越好。”
“是。”周明远明白了。这不只是技术积累，更是将来可能面对审查时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在进行“有记录、可追溯的合理化农业生产工具材料改良试验”，而不是搞什么“奇技淫巧”。
两封信，一喜一悲，像冰火交织，把魏莱的心煎烤着。前线的惨烈让他每一口呼吸都带着负罪感，西北的肯定又给了他继续冒险前行的勇气。
而就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心境下，杜书记又来了。
这次，他不是来视察，是来“现场办公”的。带着县农业科、供销社、武装部的一帮人，还有两个穿着中山装、看起来像是地区专员模样的人，浩浩荡荡，直接开到了四水镇的田头。
魏莱得到消息时，他们已经在检查春播质量了。杜书记背着手，走在地埂上，不时用脚踢踢刚出土的幼苗，脸色不太好看。
“魏莱同志，”看见魏莱匆匆赶来，杜书记语气不咸不淡，“春耕是完成了，但这苗出的…参差不齐啊。有些地，杂草比苗还高，这像是‘典型’该有的样子吗？”
魏莱低头：“杜书记批评得对，是我们管理不细。”
“不是不细，是心思没用在正道上！”杜书记忽然提高了声音，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西山坡，“有人反映，你们半夜总往西山跑，鬼鬼祟祟，在搞什么名堂？”
空气瞬间凝固。
魏莱心里一紧，脸上却露出恰到好处的困惑和委屈：“杜书记，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西山…我们就是去背点煤石，挖点土肥。晚上去，是怕白天耽误春耕。”
“背煤石？挖土肥？”杜书记冷笑，转向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农业技术员，“王技术员，你说说，西山那土质，能当肥吗？”
王技术员推了推眼镜：“报告杜书记，西山多是砂石土，贫瘠，没什么肥力。”
杜书记满意地点点头，又盯着魏莱：“还有，我听说，你们偷偷种了外来物种？叫什么…苏联土豆？魏莱同志，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万一带来检疫性病虫害，毁了全县的庄稼，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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