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里又黑又潮，空气里弥漫着土腥味和血腥味。陈振武躺在担架上，腹部的伤口一阵阵抽痛，让他冷汗直流。担架由两个士兵抬着，在地道里艰难前行。地道很窄，只能容一人弯腰通过，抬着担架就更费劲了。
“团长，坚持住，就快到了。”副团长走在前面，手里举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勉强照亮前方，能看到地道是用木板简单加固的，有些地方还在渗水。
陈振武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哼出声。他知道现在不能拖累大家，地道随时可能被鬼子发现，必须尽快转移。
地道是随县城里一些大户人家早年挖的，为了防土匪。有些地道互相连通，形成了一个地下网络。现在这个网络成了守军最后的逃生通道。
走了大约半小时，前面出现了一个稍微宽敞的空间。这里像是个地下室，堆着一些杂物，还有几张破旧的桌椅。
“就在这里歇会儿吧。”副团长说。
担架被放下，陈振武被扶到一张椅子上。他环顾四周，看到除了跟他一起突围出来的二十多个士兵，还有几个老百姓——一个老人，一个中年妇女，还有两个孩子。
“他们是这户人家的。”副团长解释，“地道出口就在他们家后院的枯井里。”
老人走过来，递给陈振武一碗水：“长官，喝点水吧。”
陈振武接过碗，慢慢喝了几口。水很凉，但很解渴。
“老人家，谢谢你们。”他说。
“说啥子谢哦。”老人摆摆手，“你们在前头打鬼子，我们帮点忙是应该的。”
中年妇女拿出几个窝头，分给士兵们：“就这点吃的了，将就吃点吧。”
士兵们接过窝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陈振武没有胃口，但还是接过一个窝头，慢慢啃着。窝头很硬，是用杂粮做的，但能填肚子。
“外面情况怎么样？”他问老人。
老人叹了口气：“鬼子在城里到处杀人，见人就抓。青壮年都被拉去修工事了，不听话的就当场枪毙。妇女……唉，造孽啊。”
陈振武握紧了拳头。他知道鬼子会屠城，但亲耳听到，还是怒火中烧。
“团长，咱们接下来咋办？”一个士兵问。
陈振武想了想：“先在这里躲几天，等我的伤好一点，咱们就出城，进山打游击。”
“可是团长，你的伤……”副团长担心地说。
“死不了。”陈振武说，“当年在四川打内战，比这重的伤都受过。”
他说的是实话。川军内战打了十几年，他从一个小兵一步步升到团长，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有十几处。这次虽然伤得重，但他相信自己能挺过去。
“需要什么药？”中年妇女问，“我男人以前是郎中，家里还有些草药。”
“有消炎的吗？”副团长问。
“有金银花、黄芩，都是消炎的。”妇女说，“还有三七粉，能止血。”
“太好了！”副团长说，“麻烦你拿点来。”
妇女转身去拿药了。陈振武看着她瘦弱的背影，心里感慨——这些老百姓，自己都活不下去了，还想着帮助军人。
“团长，你说咱们二十多个人，能在山里坚持多久？”一个年轻士兵问。他叫刘二娃，才十八岁，是陈振武的警卫员。
“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陈振武说，“打游击不靠人多，靠的是灵活。咱们人少，目标小，鬼子反而不好抓。”
“可是没子弹啊。”刘二娃说，“我就剩下五发子弹了。”
“子弹可以从鬼子那里抢。”陈振武说，“咱们川军刚出川的时候，不也是三杆枪吗？一杆步枪，一杆烟枪，一杆鸟枪。不照样打鬼子？”
士兵们笑了。这是川军自嘲的说法——步枪是打鬼子的，烟枪是解乏的，鸟枪是打鸟改善伙食的。虽然夸张，但也反映了川军装备的简陋。
“团长说得对。”一个老兵说，“老子当年在川北打土匪，就一杆老套筒，十发子弹，不也干掉了十几个土匪？”
“就是，”另一个老兵说，“没子弹就用刀，没刀就用石头，反正不能让鬼子好过。”
士兵们的士气又提起来了。陈振武看着这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弟兄，心里既感动又愧疚。感动的是他们明知是死路一条，还愿意跟着他。愧疚的是他没能带他们打胜仗，反而让随县丢了。
“团长，药来了。”妇女拿着一包草药和一碗热水过来。
副团长接过药，开始给陈振武换药。解开绷带，伤口露了出来——腹部一个三寸长的刀口，皮肉外翻，已经有些发炎了。
“得清洗一下。”副团长说。
“用盐水。”陈振武说。
盐水清洗伤口很疼，但能防止感染。陈振武咬着牙，额头青筋暴起，但一声不吭。副团长用盐水仔细清洗了伤口，然后敷上三七粉和草药，再用干净的布包扎好。
“团长，你得好好休息，不能乱动。”副团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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