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水生于船厂与图纸间勾勒海疆蓝图时，另一个同样心怀高远志向的青年，也在德国的天空下寻找着自己的方向。他叫石头，人如其名，沉默寡言，性格坚毅。与初来时语言磕绊的同伴不同，石头仿佛天生对声音和节奏敏感，德语学习进展神速，不到半年便能流利交流，甚至带上了些许柏林口音。然而，这份语言天赋并未让他满足于已有的军事课程。
他的目光，总是下意识地投向天空。每当有飞机的引擎声划过柏林上空，无论正在做什么，他都会停下动作，仰望那翱翔的铁鸟，眼神里闪烁着难以言喻的渴望。一战虽已结束，《凡尔赛条约》严格限制了德国的空军力量，但飞行俱乐部、航空研究机构以及培养飞行员和航空工程师的学院仍然存在，只是更加隐蔽和专业。石头心中的理想，如同深埋地下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他要成为一名飞行员，不，不止是飞行员，他要学习关于天空的一切，他要触及那至高的领域。
1922年初，在完成基础军事课程并取得优异语言成绩后，石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申请转学，进入德国一所历史悠久、以严格和保留有经验教官着称的“航空技术学院”（实为秘密培养航空人才的机构之一）。他的申请材料扎实，德语水平突出，身体素质和反应测试优异，更重要的是，他眼中那份对飞行的纯粹热爱与执着打动了一位曾是王牌飞行员的面试官。石头顺利获得了录取。
在新的学院里，石头如鱼得水。理论课上，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空气动力学、航空发动机、飞行原理、气象学乃至初步的航空仪表知识。实操训练更为艰苦，从老旧的教练机开始，在经验丰富的德国教官（其中不乏一战幸存的老鸟）带领下，学习起飞、降落、盘旋、特技飞行。石头那“闷葫芦”的性格在驾驶舱里变成了极致的冷静与专注，他的手感细腻，空间感绝佳，很快就在同批学员中脱颖而出。
他并不孤僻。凭借过硬的本事和真诚的态度，石头很快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德国同学，其中甚至包括两名家族有深厚航空背景、自身也极具天赋的年轻人，他们私下里常去允许飞行的私人俱乐部，驾驶性能稍好的飞机切磋技艺，讨论战术。他们佩服这个中国同学的学习能力和飞行直觉，将他视为值得尊敬的伙伴。学院里的几位资深教官，也对这名沉默但进步神速、纪律性极强的东方学生青眼有加。
然而，平静的学习生活很快被打破。不久后，一批日本留学生也进入了这所学院。其中几人，带着那个时代许多日本军人特有的傲慢与对中国人的蔑视。他们很快注意到了学院里唯一的中国学员——石头。
一天傍晚，结束训练后，石头独自返回宿舍的路上，被七八个日本学员堵在了一条相对僻静的林荫道旁。
“支那人，也配学飞行？”为首的一个矮壮日本学员用生硬的德语讥讽道，眼神轻蔑，“天空是强者的领域，你们，只配在地上仰望。”
石头停下脚步，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眼神平静无波。
这种沉默在挑衅者看来更像是怯懦。对方几人互相使了个眼色，突然一拥而上，拳脚相加。石头没有选择立刻激烈反抗（他牢记纪律，也深知双拳难敌四手），只是护住要害，尽量闪避，但还是结结实实挨了不少下，嘴角破裂，眼眶淤青。
消息很快传开。当晚，在柏林另一所高级军事学院里，正在研读战史、跟随思想前卫的古德里安上尉（此时还是中级军官）接触装甲集群作战新概念的刘军，接到了同伴的紧急报信。
“什么？石头被小鬼子打了？”刘军猛地放下手中的书本，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刀。尽管他们分散在不同学校，但彼此联系紧密，互相关照。石头的寡言和他在飞行上的天赋，大家都很清楚。
没有丝毫犹豫，刘军立刻联络了分散在柏林及附近各军事院校、技术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一呼百应！短短两小时内，超过两百名中国青年从各处汇聚到一起。愤怒在胸腔中燃烧，但没有人失去理智。他们迅速摸清了那批日本学员常去的酒馆和回宿舍的路线。
深夜，在一处远离主街、灯光昏暗的偏僻巷道。十多个日本学员正带着些许酒意，勾肩搭背地走着，嘴里还用日语大声谈论着白天“教训支那人”的“壮举”，语气得意。
突然，巷道前后出口被人影堵住。刘军走在最前面，眼神冰冷。没有任何废话，他手一挥。
两百零二名中国青年，如同压抑已久的洪流，沉默而迅猛地将那十多个日本学员淹没。拳脚如同雨点般落下，专挑肉厚不易致命但极疼的地方下手。巷子里只听得见沉闷的击打声、日本人的痛呼和求饶声，以及偶尔一两句压抑着怒火的低吼：“还打不打中国人？！”
“小鬼子，嚣张啊！”
战斗（或者说单方面的教训）在几分钟内结束。十多个日本学员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呻吟，再不见白天的嚣张气焰。刘军等人迅速散去，消失在柏林的夜色中，仿佛从未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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