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2日，沈阳指挥部。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办公室，朱琳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从辽宁造船厂回来已经五天，桌上待处理的文件不但没减少，反而又垒起了几摞。
“总指挥，这是今天凌晨到的加急电报。”李萍将三份红头文件放在桌上最显眼的位置。
朱琳瞥了一眼，一份是新疆油田的月报，一份是包头钢铁厂的技术升级申请，还有一份是山东军区关于地方治安情况的通报。她深吸一口气，抬头看向李萍：
“给陈乾发报。这位西北抗日救国军的政治部主任，从西北到新疆，再到蒙古、外东北、东北和内蒙古，培养政工干部的工作做得确实出色。但我这个总指挥每天不是三更半夜就是通宵达旦地批文件，再不给我配几个得力助手分担，就请他亲自来沈阳坐这把椅子。”
她的语气平静，但李萍听出了其中的疲惫与不容置疑。
“是，总指挥！”李萍立即转身走向电讯室。
朱琳望向窗外，思绪飘回二十二年前。
1920年秋，湖南益阳。
那时她刚穿越到这个时代不久，魂附在十八岁的原主身上。在逃难路上，她不仅救下了后来成为丈夫的刘军，还陆续遇到了陈乾、秦川、水生、石头等一批热血青年。那些人当时也都只有十七八岁，和她现在的身体年龄相仿。
也是在那条艰难的逃难路上，她还救下了水生未来的妻子小翠，以及那个当时只有十一岁的小姑娘李燕——李燕的娘遭到逃难匪徒的侮辱杀害，李燕自己也险遭毒手，是朱琳及时赶到救下了她，并手刃了那几个匪徒为李燕报了仇。失去了亲生母亲的李燕，后来认了朱琳的继母为娘。
一路辗转到了虎门，她带着这二百零二人登上前往智利的货轮。1921年，她把其中最优秀的两百人送到德国学习——刘军师从古德里安学习闪电战理论，水生带着三十人专攻海军作战与舰艇制造，石头等人学习装甲兵战术，陈乾则选择了政治与军事指挥双修。
1929年，这批人学成归国，成为她最核心的骨干力量。而朱史敏——那位四川籍的学员，在德国专攻特种作战，回国后组建了第一支现代化特战部队。
这些人，都是她一手带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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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八点，沈阳指挥部。
门被推开，一个穿着灰色军装、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快步走进来。他约莫四十岁，气质儒雅中透着干练，正是西北抗日救国军政治部主任陈乾。
“报告总指挥！陈乾奉命前来！”他立正敬礼，眼中带着笑意。
朱琳放下手中的钢笔，打量着这位老战友：“陈主任，你培养的政工干部遍布西北、蒙古、外东北、东北、内蒙古，确实功不可没。但我这里——”她指了指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缺的是能替我分担具体政务的行政人才。”
陈乾推了推眼镜，正色道：“总指挥，政工干部和行政干部培养体系确实不同。给我三个月时间，我能从现有干部中选拔培训一批合格的行政助手。”
“三个月太长了。”朱琳摇头，随即指了指办公室角落里那十几摞文件，“这些，你先处理。重要的、需要我最终批示的再送过来。今天就开始。”
陈乾看着那堆积如山的文件，苦笑一声，但还是立即应道：“是！”
他脱了军装外套，挽起衬衫袖子，坐到旁边的办公桌前，打开第一份文件。那是一份关于内蒙古牧区防疫工作的报告，他迅速浏览，提笔批注建议。
朱琳则继续处理手头的紧急军务。
办公室里只有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偶尔翻动文件的声响。李萍轻手轻脚地进来添了两次茶水，又悄悄退出去。
晚上十点。
陈乾批完最后一摞文件，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总指挥，这些已经处理完毕。其中七份涉及重大政策调整，需要您最终审定；十五份涉及跨部门协调，我已拟定初步方案；其余四十三份属于常规事务，按既有政策执行即可。”
朱琳接过他递来的分类文件，快速翻阅了几份，满意地点头：“效率不错。明天就开始选拔培训吧。记住，我要的是能独当一面的行政干部，不是只会盖章的办事员。”
“明白！”陈乾立正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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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朱琳难得睡到自然醒。
窗外阳光正好，她看了看怀表——早上七点半。这是自1938年底东北全境光复五年来，少有的几个不用被紧急电报叫醒的早晨。
“李萍，备车。我们去海参崴港口。”她洗漱完毕，换上军装，对等候在外的李萍吩咐道，“桌上的文件留给陈主任处理。”
“是！”李萍转身去打电话。
几分钟后，一辆深绿色的“卫士”军用越野车停在指挥部门口。这款车是朱琳1925年在智利经营铜矿时，参照记忆中“猛士”军车的设计理念制造的。回国后，生产线迁至包头，成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的标准军用车辆。官兵们习惯称之为“卫士”——保卫国土的勇士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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