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22日下午，张掖戈壁滩，废弃土坯房。
风卷着沙尘从破败的门窗涌入，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硝烟味。朱琳站在日军特工的尸体旁，目光落在那支中华三型狙击步枪上。枪身上的编号在昏暗的光线中依然清晰：SN-1939-0476。
“查清楚了。”魏子清快步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刚译出的电报，“兵工厂武器库三天前的失窃记录——丢失一支编号SN-1939-0476的狙击步枪，配套弹药二十发。登记值班员：陈小勇。失窃时间：7月19日凌晨两点至四点。”
“陈小勇？”朱琳皱眉，“这名字有点耳熟。”
“陈文山的小儿子。”魏子清补充道，“陈文山，西北兵工厂第三分厂狙击步枪车间主任，五十三岁。陈小勇，二十三岁，同车间技术员。父子俩都在枪械制造岗位。”
朱琳的瞳孔微微一缩。
她想起来了。
1936年冬，西北抗日救国军刚收复半个蒙古不久，日军特高课加紧渗透。一个叫陈雄的年轻人——陈文山的大儿子，时任西北军后勤部文书——将部队换防情报卖给了日本人，导致一支运输队在河套地区遭伏击，牺牲十七名战士。
是朱琳亲自签发的枪决令。
“陈雄被枪毙后，陈文山曾来指挥部求情。”魏子清低声说，“他跪在院子里哭了两个小时，说大儿子一时糊涂，求给陈家留条活路。您看他技术好，又确实不知情，就让他在兵工厂戴罪立功。”
朱琳记得那个冬日的早晨。陈文山在雪地里长跪，头发花白，声音嘶哑：“总指挥，我家祖传的造枪手艺，我愿意全都献给国家……只求您饶了小勇，他还年轻……”
她最终留下了这对父子。一方面确实看重他们的手艺——陈家在清朝就是天津机器局的枪匠；另一方面，当时正值用人之际，兵工厂急需技术骨干。
“所以这些年，他们一直在找机会报仇？”朱琳的声音冷了下来。
“应该是。”魏子清点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被您击毙的日军特工——原名松本一郎，关东军特高课高级行动员——三个月前就潜入了西北。他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了陈文山，承诺只要协助刺杀您，就安排他们全家去日本，并给予重金。”
“全家？”朱琳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陈文山家里还有谁？”
“妻子三年前病逝了。现在只剩他和陈小勇。”魏子清顿了顿，“但松本一郎可能许诺了其他条件——比如在日本给陈雄立碑，或者……”
“或者让他们觉得，能通过日本人东山再起。”朱琳接道。
她转身走出土坯房。戈壁滩的烈日刺得人睁不开眼。
“陈文山父子现在在哪？”
“已经跑了。”魏子清跟上，“我们刚刚接到关卡报告——今天上午十点四十分，一辆卫士车通过甘川交界处的三号关卡，持兵工厂物资运输批条，声称去重庆接收无缝钢管。司机和随行人员正是陈文山和陈小勇。”
朱琳脚步一顿：“批条是真的？”
“真的。”魏子清脸色难看，“兵工厂昨天下午签发的，理由是‘为新型狙击步枪研发采购特种钢管’。签发人是……陈文山自己。”
“好一个监守自盗。”朱琳冷笑，“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
“重庆。卫士车的油量足够开到成都，从成都到重庆的路也修通了。如果他们中途不耽搁，现在应该已经过了广元。”
朱琳快步走向卫士车：“通知沿途所有关卡拦截。但不要打草惊蛇——就说有紧急军事物资运输，请配合检查，拖延时间即可。”
“是！”
“还有——”朱琳拉开车门，回头道，“给特种兵基地打电话。告诉朱史敏，有活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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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甘肃与四川交界处，盘龙岭公路。
一辆深绿色的卫士车在山路上疾驰。车内，陈文山紧握方向盘，额头上全是冷汗。副驾驶座上，他二十三岁的小儿子陈小勇脸色苍白，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帆布包。
“爹……我们真的能跑掉吗？”陈小勇的声音发颤。
“闭嘴！”陈文山厉声喝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从你把枪偷出来的那一刻起，咱们就回不去了。”
“可是松本一郎死了……日本人答应的事……”
“日本人靠不住，老子早就知道。”陈文山眼神阴鸷，“你以为我真信他们会送我们去日本？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
车子转过一个急弯，轮胎在碎石路上打滑。陈文山猛打方向盘，车子才稳住。
“那我们现在去哪？”陈小勇问。
“重庆。然后……”陈文山顿了顿，“坐船去美国。”
“美国？”陈小勇愣住了，“不是去日本吗？”
“蠢货！”陈文山骂道，“松本一郎死了，日本人这条线就断了。去日本？等着被灭口吗？美国现在和日本打仗，咱们带着狙击步枪的技术图纸去，美国人会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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