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5日，中国西北，贺兰山腹地，“昆仑”航空发动机制造基地。
贺兰山的夏天来得晚。七月中旬，山谷里依然吹着带着凉意的风。但在这片被五米高围墙和通电铁丝网环绕的基地内，空气却灼热得如同盛夏——那是数十台大型熔炼炉、热处理炉、机械加工中心同时运转散发出的工业热能。
基地中央，三座庞大的厂房呈品字形排列。东厂房负责金属冶炼与铸造，西厂房进行精密加工与装配，北厂房则是整个基地的核心——涡扇发动机总装测试中心。
上午九点，总装车间。
一台银灰色的发动机静静地躺在装配架上。它的外形比“火龙一号”涡喷发动机更粗壮，进气道直径达到一米二，尾部喷口呈复杂的收敛-扩散构型。发动机外壳上已经喷上了编号：D-30KP-2-001。
“马工，高压压气机的第九级叶片安装完毕。”
“涡轮盘热障涂层检测通过。”
“燃油控制系统通电测试正常。”
装配组组长陈虹——那位二十五岁的女工程师——手持检查单，一项项核对着进度。她穿着深蓝色的工装，头发整齐地束在防护帽里，眼镜后的目光锐利如刀。
马铭阳站在装配架旁的观察台上，手里拿着厚厚一沓设计图纸。这位四十二岁的发动机总设计师，鬓角已经染上了霜白。从1936年这个项目立项至今，整整八年了。
八年里，他们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压气机失速、涡轮叶片断裂、轴承过热卡死、整机试车时爆燃……最严重的一次，试验机在试车台上爆炸，两名工程师重伤，价值三百万西北元的设备化为废铁。
但朱琳从未削减过经费，从未下达过“限期完成”的死命令。她只说：“按科学规律来。我们要的不是一张能在报纸上吹嘘的‘捷报’，而是一台能装在飞机上飞三十年、不出大故障的真家伙。”
现在，真家伙就在眼前。
“单晶叶片。”马铭阳放下图纸，走到装配架前，“最后一道坎。”
陈虹递过一个透明防护盒。盒子里，三片泛着淡金色光泽的涡轮叶片静静躺在丝绒衬垫上。这些叶片内部是单一晶体结构，没有晶界，能承受更高的温度和应力——这是涡扇发动机性能跃升的关键。
“我们自己的高温合金配方，自己的单晶铸造工艺。”陈虹的声音里带着自豪，“实验室测试，裸叶片耐受温度1500摄氏度。加上西北工业大学那帮小子新搞出来的隔热涂层……”
她顿了顿：“能达到1780摄氏度。离总指挥要求的1800度，还差一点点。”
“一点点是多少？”
“在1780度环境下持续运转一百小时，叶片表面会出现微观龟裂。1800度……只能坚持二十分钟。”
马铭阳沉默了片刻。他知道这个“一点点”意味着什么——如果发动机在极限工况下工作，这二十分钟的差距，可能就是一次机毁人亡。
“涂层团队在哪？”
“在隔壁实验室，做第五代涂层的烧蚀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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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特种材料实验室。
实验室里热浪滚滚。三台高温炉正在运行，炉膛内温度显示：1750℃、1780℃、1800℃。每台炉子里都夹着一片涂覆了不同配方涂层的单晶叶片试样。
钱学森也在这里——这位空气动力学泰斗，如今常驻西北，既主持“蘑菇工程”，也关心着航空材料的进展。他站在观察窗前，眉头紧锁。
“老钱，怎么样？”马铭阳推门进来。
“不理想。”钱学森摇头，“第五代涂层在1750度下表现稳定，但一到1780度，结合力就开始下降。1800度……你看。”
他指向第三台高温炉的监控屏幕。炉内的试样表面，那些淡金色的涂层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暗、剥落。
“物理极限？”马铭阳问。
“可能是。”钱学森摘下眼镜擦拭，“氧化锆基的陶瓷涂层，理论耐热极限就在1800度左右。要突破，得换材料体系——氧化铪、碳化硅、或者……”
他顿了顿：“或者我们一直想要的那个东西。”
“铌基高温合金。”马铭阳接话。
两人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
铌——那个朱琳用玲珑一号发动机配方，从斯大林手里换来的“稀有矿产”。苏联人到现在还以为中国要的是“伲”（铌合金），实际上朱琳真正的目标是钛。但铌本身，确实是顶尖高温合金的关键元素。
问题在于，从西伯利亚运来的那些“铌精矿”，经过化验后发现，铌含量低得可怜，反而伴生着大量当时还不受重视的钛矿。
苏联的勘探队大概是被朱琳提供的地质资料误导了——或者，他们根本就没认真勘探。毕竟在斯大林看来，尽快拿到发动机配方、组织反攻莫斯科，比搞清楚一种“没什么用”的稀有金属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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