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2日，长沙，联军前敌指挥部
指挥部设在湘江边一栋三层洋楼内，墙上巨大的作战地图几乎覆盖了整面墙壁。红色、蓝色、黑色的箭头犬牙交错，标示着敌我态势。空气中弥漫着烟草、汗水和纸张混合的气味，十几部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薛岳——人称“薛老虎”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背着手站在地图前，目光如炬。他身旁站着西北抗日救国军第一师师长朱振斌，以及八路军一位姓陈的师长。三人军服制式不同，肩章各异，但此刻眼神里是同样的炽热。
“武汉。”薛岳的食指重重戳在地图上那个枢纽位置，“龟儿子的小鬼子在这里盘踞了八年，把个好端端的九省通衢搞得乌烟瘴气。这次，老子要从南往北，把长江水都给他染红喽！”
朱振斌接话，声音沉稳：“薛长官从南面主攻，我师从西面侧翼穿插，切断平汉线，把武汉变成孤城。陈师长所部在江北游击区已运动到位，负责阻击可能从信阳、孝感方向来的援军，并破坏铁路。”
陈师长点点头，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没麻达（没问题）。铁路线上埋了够他龟孙喝一壶的‘铁西瓜’。援军？叫他来得了，回不去！”
“好！”薛岳大手一挥，脸上横肉都在兴奋地抖动，“委员长和延安那边都给了死命令：这次反攻，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更不要打成尸山血海的绞肉战。朱总指挥说的对，咱们要像赶鸭子一样，把小鬼子从咱中国的土地上，一路撵下海！”
他环视屋内其他将领，声音陡然提高：“江西、浙江、上海、南京……各条战线，都一样！空中是我们的，火力是我们的，人心更是我们的！遇到顽抗的钉子，就集中火力拔掉！大多数鬼子想跑，就让他跑！但要跑得狼狈，跑得丢盔弃甲，跑到他做梦都怕！”
指挥部里响起一片压抑着激动的应和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与救国军的吴斌、李铮低声商议着南线细节；其他各路将领也各自找到了合作对象，房间里充满了不同口音却目标一致的交谈声。
这一刻，党派与阵营的界限似乎模糊了。所有人都明白，这将是一场决定国运的、前所未有的联合攻势。
7月15日，凌晨5时，武汉外围
天色未明，但东方天际已泛起鱼肚白。突然，天地间仿佛被一只巨手撕裂！
从长沙方向，从湘西山地，从江汉平原的各个预设阵地，超过一千门重炮同时发出怒吼！炮火的光芒将黎明前的黑暗彻底撕碎，炮弹如同冰雹般砸向日军在武汉三镇外围构筑了数年的坚固防线。地动山摇，火光冲天，许多日军士兵还在睡梦中就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
炮火准备尚未完全停歇，嘹亮的冲锋号便如同燎原之火，在漫长的战线上次第响起。穿着灰色、土黄色、草绿色不同军服的士兵，如同决堤的洪流，从战壕、从树林、从河滩涌出，呐喊着扑向敌阵。
日军的抵抗在最初几个小时内异常顽强。但在绝对的火力优势和立体攻击下，这种顽强迅速被瓦解。
天空，是属于中国的。
武汉上空，出现了让日军飞行员绝望的机群。高志航率领的混合战斗机大队首先清场，装备了新型航炮的歼-1战机如同猎鹰，将试图升空拦截的日军零式战机一一击落。紧接着，刘粹刚、李桂丹、乐以琴等王牌飞行员驾驶的歼-3喷气式战机以惊人的速度掠过战场，它们不屑于与残存的敌机缠斗，而是径直扑向日军的指挥所、通信枢纽和炮兵阵地。火箭弹和机炮犁地般的扫射，让日军地面指挥系统迅速瘫痪。
随后到来的是石头的轰炸机部队。庞大的轰-2和轰-4机群在战斗机掩护下，从容不迫地对日军纵深目标进行“点名”。铁路枢纽、兵营、仓库、码头……所有可能支撑日军长期固守的设施，都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化为废墟。
地面，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在汉口的地下指挥部里，接到了雪片般的坏消息。
“报告！长沙方向敌军突破我军第一道防线！”
“报告！汉阳兵工厂遭到猛烈空袭！”
“报告！平汉铁路多处被炸断，援军无法按时到达！”
“报告！敌军出现大量坦克，型号不明，火力凶猛！”
阿南惟几脸色铁青，他试图组织反击，但命令刚传出去，通信线路就被炸断。他冲到观察口，看到的是让他心胆俱裂的一幕：天空中满是拖着尾焰的飞机，地面上，一种从未见过的、速度奇快的中型坦克（38B型）引导着步兵冲击，而中国士兵手中自动武器（仿制重一型及自动步枪）的密集火力，完全压制了日军的机枪。
更可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战术。他们并不强攻每一个坚固据点，而是像水银泻地般渗透、分割。一旦某处日军抵抗稍显激烈，立刻会有呼啸而来的战机或炮弹进行“手术刀式”的清除。相反，对于那些放弃坚固工事、试图向后撤退的日军部队，天空中的战机往往只是盘旋威慑，并不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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