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中旬，北平，新落成的联合政府外事大楼
大楼融合了中式庄重与实用的现代风格，会议室宽敞明亮，巨大的窗户将早春的阳光引入。长条形谈判桌一侧，坐着以朱琳为首的中方代表团，成员包括联合政府外事部门负责人、国防工业委员会代表（由程大斌参与）以及李萍作为机要记录和翻译顾问。另一侧，则是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团，其成员包括航空工业部高级专家、远程航空兵联络官以及矿产资源委员会的官员。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混合着谨慎与务实的气息。
会谈在礼节性的寒暄后迅速切入正题。莫洛托夫首先发言，语气正式而略带急切：
“朱琳总指挥，各位中方代表。我受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政府的委托，就贵国所拥有的‘轰-4’型远程轰炸机的采购可能，进行正式洽谈。苏联高度赞赏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和展现出的强大工业潜力。我们相信，这项基于战略互信与技术合作的交易，将进一步巩固两国在战后时代的友好关系，并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积极影响。”
朱琳微微颔首，神色平静：“莫洛托夫同志，我们收到了贵方的意愿，并进行了认真研究。中国一贯重视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关于‘轰-4’轰炸机，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进行适当的国际合作。但需要明确的是，这并非普通的军火贸易。‘轰-4’是我国航空工业多年心血的结晶，从‘玲珑一号’发动机的艰难起步，到‘玲珑三号’的成熟可靠，凝聚了无数科技人员和工人的智慧与汗水。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作为飞行器的性能，更在于它所代表的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能力。”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苏方专家若有所思的脸，继续说道：“因此，我们的交易条件也与众不同。我们不需要贵国的货币，无论是卢布还是美元。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能够为我国战后重建与长远发展提供坚实基础的——矿产资源。”
程大斌适时地推过去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清单：“这是我们初步拟定的资源需求目录，主要包括：高品位的铬矿石、镍矿石、铜矿石、铝土矿，以及一定数量的铂族金属和稀土氧化物。具体规格、年度供应量以及交付方式，需要双方技术专家详细论证。”
苏方矿产官员接过清单，快速浏览，与身旁的专家低声交换意见。清单上的种类和预估数量显然经过了精心计算，既针对了中国工业体系的短板，其总量又控制在苏联能够承受且不至于过度影响自身工业的范围内。一位航空专家忍不住问：“那么，关于飞机本身，贵国打算提供什么版本？数量？是否包括全套技术图纸、维护手册以及……发动机的制造许可？”
朱琳回答得清晰而直接：“我们可以提供经过实战检验的‘轰-4’基本型，配备完整的自卫武器系统和当时标准的航电设备。初始交易数量可以设定为6-8架，附赠基础的地勤维护设备和培训。至于全套技术图纸和发动机生产许可……” 她看了看程大斌。
程大斌接过话头，语气带着技术人员的严谨：“发动机是核心。‘玲珑三号’的技术可以部分转让，但限于关键材料和精密加工工艺的敏感性，我们建议采用‘零部件供应+贵方逐步国产化’的模式。我们可以提供初期所需的备用发动机和核心部件，并派出工程师协助贵方建立大修线。至于全机图纸，我们可以提供用于维护和大修的结构图纸、系统原理图，但最核心的气动设计原始数据、部分特殊材料的配方和工艺，属于我国最高机密，不在本次交易范围内。”
这个条件让苏方专家们有些骚动。这意味着他们能迅速获得可用的轰炸机平台，甚至能进行一定程度的仿制和改进（这正是他们最擅长的“逆向工程”），但想完全吃透最精华的部分，尤其是发动机的完全复制，短期内并不容易。然而，考虑到自身“图-4”项目（基于B-29的逆向工程）的磕绊和时间压力，获得一个成熟的、航程更远的现役平台，诱惑力巨大。
莫洛托夫与代表团成员低声商议了片刻。他知道斯大林最关心的是时间和可用性。“价格”方面，用矿石换取，虽然付出了实物资源，但避免了硬通货的消耗，且这些资源苏联储量丰富，是可以接受的代价。
“关于资源清单的具体细节，我们的专家需要与贵方深入对接。”莫洛托夫最终说道，“原则上，我们同意以矿产资源进行交换。但我们需要确保获得的飞机，其状态和技术标准是符合预期的。另外，我们希望交易能尽快达成，交付和人员培训能立即启动。”
“这是自然。”朱琳点头，“我们可以安排贵方专家团前往指定的飞机制造厂和试飞基地，实地考察‘轰-4’的现役状态和飞行表演。同时，我们的矿产和冶金专家也可以与贵方共同确定矿源品质和运输方案。我们希望，这不仅仅是一次买卖，更是一次开启两国在更广泛工业领域长期合作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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