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传来一阵轻微的窸窣声，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了门后。紧接着，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向内打开一道缝隙。一张熟悉又仿佛被岁月加深了刻痕的脸出现在门缝后面。
正是程自庸。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圆领汗衫，外面松松垮垮套着一件半旧藏青色卡其布工装外套——这几乎成了他几十年的标志。头发花白稀疏了不少，梳理得还算整齐，额头和眼角的皱纹深刻如斧凿，那是岁月和风霜留下的印记。
然而，那双眼睛！眼皮微微有些下垂，但眼神却丝毫没有浑浊，反倒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平静无波，却透着一种直抵人心的锐利。仿佛能穿透一切表象，看清你骨子里最深处的东西。此刻，这双眼睛正落在考绿君子脸上，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诧异。
“小考？”他浓重的上海口音普通话响了起来，尾音微微上扬，带着确认的意味。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两秒，随即那点诧异化开，嘴角牵起一丝若有若无的、难以捉摸的笑意。他侧身让开通道，语气是多年未变的干脆利落，“多年不见，进来，进来。”
“程处长！”我赶忙应声，一步跨进门内。一股混合着旧纸张、樟脑丸和淡淡灰尘的气味扑面而来。屋内的景象印证了这气息的来源：空间不大，陈设极其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一张老旧的木架子床紧靠墙边，铺着素净的蓝白格子床单。
占据房间中央最大位置的是一张厚重的、漆面早已磨花的枣红色办公桌，上面几乎没有空余的地方。摊开的图纸、厚厚的账册、卷了边的工具书（英文版《建筑工程概预算原理》、中国建筑工业版《工业建设施工组织与计划》赫然在列），还有几叠不同颜色的文件票据，堆得像一座座小山。
桌角放着一个搪瓷大茶杯，杯壁上印着褪色的红字“攀枝花建设纪念”。墙角立着几个鼓鼓囊囊的旧式樟木箱和帆布行李袋，显然还没完全归置妥当。唯一显出点生活气息的，是床头柜上一个小小的相框，里面是一张褪色的全家福，那时的程自庸正值壮年，意气风发。
“程处长，未打招呼，乍然来访，实在唐突，请老领导原谅。”我站在略显局促的屋子中央，诚恳地说道。
程自庸摆摆手，径自走到桌边，拿起那把巨大的搪瓷杯，又从一个印着“安全生产”字样的铁皮暖水瓶里倒水。水流注入杯中，发出沉闷的咕咚声。“没关系，没关系，”他的语调平缓，听不出情绪，“坐。有什么事吗？”他指了指桌旁一张同样饱经风霜的木椅子，自己则端着续满水的茶杯，在桌后那张唯一的藤椅上坐了下来。
我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椅上坐下，脊背下意识地挺得笔直，如同当年在下面工程队被他问话时一样。“没什么事，老领导，”我赶紧说，声音在这安静的小屋里显得格外清晰，“就是得知您调回上海了，心里高兴。一来是专门过来拜望您，二来……也是想看看老领导刚安顿下来，有什么琐碎杂事需要跑腿的？千万别跟我客气。”这番话半是敬意，半是真心实意的关切。面对这位当年仰望的传奇人物，那份源自心底的尊重从未褪色。
程自庸吹了吹杯口的热气，抬眼看了我一下，那眼神带着审视，也带着一点了然的笑意。“谢谢你，没什么，没什么事。”他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手指粗粝，骨节分明，那是常年与图纸、算盘、现场泥土打交道留下的印记。“倒是你，”他话锋一转，目光变得专注起来，“我听说，你在施工技术和计划管理方面，进步不小。”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不仅有进步，可以说是有了创新。”
进步？创新？这突如其来的评价让我一愣，随即涌起一阵强烈的窘迫。离开攀枝花，离开计划统计和预算的专业岗位，一头扎进“一米七”工程的生产一线摸爬滚打，转眼已是八九年过去了。那些挑灯夜战搞预算、精密核算统计，编制计划的日子，仿佛已是上辈子的事。“程处长，您太抬举我了。”我脸上有些发热，摆着手，语气带着急切的自辩，“哪有什么进步？惭愧，惭愧得很！我离开攀枝花到‘一米七’后，就一直在工程队里打转，钻在泥巴堆里跟钢筋水泥混凝土打交道，早就远离计划专业岗位了，算起来，脱岗都十来年了！”
“哦？是吗？”程自庸眉毛微微一挑，那双深邃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洞悉的光芒。他身体向后靠在藤椅背上，藤椅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他不紧不慢地开口，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
“那我倒要问问了。那篇《网络计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进度、信息、人工、材料、机具、资金的管理——TI4M统筹法》，难道是别人冒了你考绿君子的名字写的？”他的目光如同探照灯一样锁定我，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能在北京开的‘全国统筹法施工经验交流会’上露脸，还能登在《冶金建筑》杂志上，这要不是进步，不是创新，那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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