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29日，星期二。这个日子像一枚滚烫的烙铁，狠狠烫在了我记忆的底片上，清晰得容不下半点模糊。
二十年了。距离1963年夏天，我揣着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和一腔几乎要溢出来的“指点江山”的豪情，一头扎进沸腾滚烫的生活洪流，整整二十年过去了。
这二十年，学习的机会就像指缝里握不住的沙，一点一点漏得精光。
1974年，武钢1700工程的号角震天地响，仿佛整个国家钢铁的脊梁都在那震动的声波里挺了起来。一个专门为1700工程配套的“英语培训班”，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吸住了我。
那就是一扇能撬开另一个世界的门！可当时的四公司一把手栗为民，一句话就把我这扇门钉死了：“攀枝花需要你，老位置，好好干。” 简简单单几个字，轻飘飘砸下来，却比一座山还重。那扇刚刚在眼前透出光亮的门，“嘭”的一声，关得严丝合缝，连一丝风都没透过来。
时间磨磨蹭蹭地走，宝钢那片热土终于开始轰鸣。开工前，筹备组卯足了劲，一个个培训班像雨后蘑菇似的冒了出来——系统工程、网络计划、计算机、现代施工技术……每一个名字都闪着新知识的光泽，每一个教室都像是一座宝藏洞窟。
可惜啊可惜，我们四公司迟到了整整两年。等我带着队伍终于踏上宝钢这片热土，那些曾经飘香四溢的“蘑菇”，早被别人采摘一空，只剩下些残留的、早已褪色的海报在风里哗啦啦作响。
所以，当“计算杆系结构力学”培训班的风声钻进耳朵眼的时候，我脑子里嗡的一下，像被电流狠狠击中。心脏在胸腔里擂鼓，撞得肋骨隐隐作痛。昏昏沉沉二十年，这感觉陌生又凶猛。我死死攥住这消息，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是时候了！我必须抓住它。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这句老话像警钟一样在心里敲响。我绝不能迟到！天光还只是蒙蒙亮，带着凌晨特有的清冷和潮湿，我就已经从宿舍的硬板床上弹了起来。胡乱抹了把脸，抓起昨晚就准备好的笔记本和那支用了多年、笔帽都有些松动的“英雄”钢笔，一头扎进灰蓝色的晨霭里。
寒冬清晨的风像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可我脚下的步子却是轻快的，几乎要跑起来。通往宝钢职工大学的路，两边是堆叠的建筑材料和巨大的施工机械轮廓，在微曦中如同沉默的巨兽。
远远望见宝钢职工大学的楼影，心里那点急切更是烧得旺了。绕过操场，直奔那座熟悉的教学楼——三楼，最东头那个教室，门牌号我记得清清楚楚。
门是虚掩着的。我深吸一口气，压下急促的喘息，伸手推门。
一股混杂着人体热量、木课桌椅和粉笔灰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将我淹没。
眼前的景象让我伸出去的那只手僵在了半空，嘴巴不由自主地微微张开。巴掌大的教室？！这绝对是我对它的第一印象。
它此刻被塞得满满当当，水泄不通。黑的、蓝的、灰的棉袄、中山装、工装，密密麻麻的人头攒动，嗡嗡的低语声汇成一片沉闷的背景噪音，空气浑浊得快要凝结。
讲台前那方寸之地，已经成了争夺的焦点，不少人挤在那里，踮着脚，伸长了脖子，试图越过前面层层叠叠的肩膀去看黑板——尽管此刻上面一个字还没有。
后排更不用说，过道里、墙角边，都塞满了人，像沙丁鱼罐头里硬生生插进去的几根筷子。
有人焦躁地搓着手，有人徒劳地踮起脚尖又放下，眼神里交织着烦躁和一种近乎绝望的渴望——“位置”成了此刻最奢侈的东西。
我最后一点抢先抵达的得意顿时烟消云散，像被戳破的肥皂泡。
我定了定神，侧着身子，艰难地往人堆里挤。“劳驾…不好意思…借过…” 我小声念叨着，用肩膀和胳膊肘在人墙里开辟出一条极其狭窄的通道。
汗味、烟味、布料味混合着涌入鼻腔。好不容易挤到教室靠后的位置，视线急切地向前搜寻。绝望迅速蔓延开来——别说空座位，连能安心落脚的空隙都成了奢侈品。
几个和我一样晚到的“同道中人”，只能无奈地紧贴在墙壁上，或是缩在某个墙角，脸上写满了失落。
不行！我暗自咬牙。挤在后面也得听课啊！我费力地找到一个稍微靠后、紧挨着墙壁的缝隙站稳脚跟。刚一抬头，心立刻沉了下去。视线前方矗立着两道“人墙”——左边一位膀大腰圆，穿着鼓鼓囊囊的蓝色棉工装，那个宽厚的背影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
右边则是个高个子，脖子伸得老长，后脑勺正好结结实实地挡住了黑板中间区域。视线被这两座“大山”无情地切割、遮蔽，我只能从他们肩膀缝隙的狭窄空隙里，勉强捕捉到黑板左上角一点点可怜兮兮的空白，还有右上角有块不知谁留下的模糊粉笔印迹。
这怎么学？！一股无名火夹杂着焦虑猛地窜了上来。焦躁像一群蚂蚁，顺着脊椎骨往上爬。前面那位蓝色工装大汉似乎觉得站累了，还微微晃动了一下身体，那宽阔的脊背在我视线里晃动，像一扇缓缓关闭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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