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弥漫着一股近乎凝固的焦灼。劣质烟草混合着汗味和旧家具散发的陈腐气息，沉甸甸压在每一个与会者的肺叶上。巨大的长条会议桌两旁，人头攒动，烟雾缭绕如同战地未被驱散的硝烟。墙壁上那幅巨大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红得刺眼，此刻却像一记无声的嘲讽，悬在激辩正酣的众人头顶。
“老刘，你这话就说得太轻飘飘了！”施工技术处长老马猛地一拍桌子打断了对面基建处刘处长的话，玻璃杯里的茶水溅出几滴，在泛黄的桌布上洇开深色的斑点。他脖子上的青筋随着激烈的言辞根根暴起，像是捆绑着即将挣脱的野兽，“爬坡？我们这哪是爬坡？这是推着一座山在斜坡上走！还要顶着十二级台风！设备老化率是多少？技术骨干断层有多深？你心里没点数吗？”他伸手指向窗外总公司大院里停放着的一排排老旧解放卡车和笨重的苏式机床，那些沉默的钢铁疙瘩如同被遗忘在时间角落的残骸，“就凭这些家底，怎么去‘上等级’？拿什么去‘全面提高’？拿唾沫星子去喷吗？”
“老马！你这是典型的消极怠工思想！是右倾！”刘处长毫不示弱地顶了回去，身体前倾，几乎要越过桌面，镜片后的小眼睛闪烁着固执而锐利的光芒，“国务院的《决定》就是最高指令！是冲锋号！不是给我们讨价还价的！”他挥舞着手中那份簇新却已被翻得起毛边的红头文件，嗓门洪亮地盖过了会议室里所有的窃窃私语：
“困难？困难什么时候没有？红军长征没困难？大庆会战没困难？畏畏缩缩，裹足不前，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拿出当年‘三老四严’的干劲来！”
“三老四严？”角落里一个阴恻恻的声音慢悠悠地飘了出来，带着一股陈年档案柜里特有的霉味，是计划处的老董。他慢条斯理地弹了弹烟灰，嘴角向下撇成一个刻薄的弧度，目光扫过刘处长那张因激动而涨红的脸，“老刘啊，你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我们计划处拨下去的技改资金，去年有多少打了水漂进了小金库？有多少设备买了就等于报废？‘严’字当头？我看是‘糊’字当头吧？”
他故意拖长了尾音，每一个字都像浸透了冰水的针，精准地扎向对手的要害，“管理跟不上，思想不扭转，再好的文件也是一纸空文！投入再多也是肉包子打狗！”他猛地吸了一口烟，吐出的浓重烟雾模糊了他脸上那抹意味深长的冷笑。
会议室里瞬间炸开了锅。支持刘处长的拍案而起，指责对方是绊脚石、保守派；
站在老马、老董一边的则反唇相讥，怒斥对方是无脑蛮干、好大喜功。唾沫星子在浑浊的空气里横飞，手臂在空中挥舞，各式各样的搪瓷茶杯盖叮当作响。
巨大的分歧如同一条深不见底的鸿沟，横亘在会议室中央，将整个会场撕裂成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
主持会议的王副总工程师，一个头发花白、面容疲惫的老者，徒劳地敲着桌面喊着“冷静”、“讨论问题”，声音却微弱得像投入暴风眼的石子，瞬间便被汹涌的争吵声彻底吞没。
接近正午的阳光挣扎着穿透布满灰尘的玻璃窗，斜斜地投射在会议室厚重的大门上。就在这喧哗鼎沸、局面濒临失控的当口，“吱呀”一声，那扇刷着暗绿色油漆的老旧木门被推开了一条缝。一个年轻秘书的身影像是受惊的兔子，侧身敏捷地溜了进来，脸上带着一种大事不妙的惶急。他几乎是小跑着冲向后排，附在闭目揉着太阳穴的王副总工耳边，急促地低语了几句。
下一秒，令人惊愕的事情发生了。只见王副总工猛地睁开眼，仿佛被强电流击中，脸上那层挥之不去的疲惫和无奈瞬间被一种难以置信的惊愕取代。他甚至顾不上维持会议的体面，上半身陡然挺直，失声脱口而出：“什么？程老亲自去了？还有凌老、晁老？都去了SGS公司？找考工？”
这句失态的问话，音量不高，却像一颗骤然投入滚油锅的冷水珠。
刹那间，先前还沸反盈天的会议室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喉咙。所有的争吵、斥责、拍桌子的声响，如同被利刃切断的琴弦，戛然而止。
几十道目光，饱含着惊疑、困惑、探寻和难以置信，齐刷刷地投向门口那个手足无措的年轻秘书，随即又钉子般地聚焦在王副总工那张写满震动与不解的脸上。
空气凝固了，只剩下一片死寂。窗外，隐约传来远处厂区高音喇叭播放的雄壮进行曲，更衬得这会议室的沉默如同暴风雨降临前的真空，沉重得令人窒息。
每个人心里都翻腾着同一个惊雷般的问题：那位早已淡出一线、退居顾问多年的元老程自庸，那位掌管钱袋子的铁面总会计师凌允奎，还有那位以手段圆滑、人脉深厚着称的原劳资处晁吉真……这三尊轻易不动的大佛，怎么会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刻，不约而同地屈尊降贵，亲自跑去SGS公司那个基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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