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雨欲来
1988年3月的北京，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特的焦灼。
肖向东坐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面前的《关于价格改革“闯关”方案的内部讨论稿》已经翻到了第七页。铅字印得很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破釜沉舟的决心——“取消物价管制”、“发挥市场调节作用”、“长痛不如短痛”。
窗外，长安街两旁的柳树刚抽新芽，但街上的行人脚步却比往常急促。斜对面的百货商场门口，排队的人群从清晨就开始聚集。
“肖研究员，您看这个数据……”年轻助手小刘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刚收到的电报，“上海昨天食盐销量比去年同期暴涨300%，肥皂、洗衣粉翻了两番。天津那边，连库存五年的滞销布料都被抢空了。”
肖向东接过电报，目光落在最后一行：“据商业部预测，四月份物价指数可能突破……”
他没念出那个数字，但手指在纸上敲了敲：“通知李卫国和方文敏，今晚开电话会议。”
“现在才三月，是不是太……”
“太早了？”肖向东抬头，眼神锐利，“等所有人都反应过来，就来不及了。”
二、未雨绸缪
当晚八点，北京、深圳、上海三地的电话会议同时接通。
“我先说结论。”肖向东的声音在电话线里带着电流杂音，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最迟五月，价格全面放开。届时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抢购潮会从日用品蔓延到一切可以储存的东西。”
深圳那头的李卫国倒吸一口凉气：“我们在深圳已经感觉到了。华强北的电子元件市场，上个月电阻电容涨价40%，经销商开始囤货。”
“这才刚刚开始。”上海方面的陈思北插话，他刚结束珠海工厂的筹建回到上海，“我岳母昨天买了五十斤大米囤在家里，说里弄里都在传，下个月米价要翻番。”
方文敏的声音从北京另一条线传来，背景音里有孩子的哭闹——她刚生完孩子三个月：“体改委内部争论很激烈。激进派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必须闯过价格关；稳健派担心社会承受力。但最新消息是……闯关派占了上风。”
电话里沉默了十秒。只有电流的滋滋声。
“我们要做准备。”肖向东打破沉默，“不是投机，是保障——保障我们的员工、家属，还有和我们有合作关系的上下游企业，能平稳渡过这场风暴。”
李卫国问：“具体怎么做？”
“三件事。”肖向东语速加快，“第一，李卫国在深圳建立基本生活物资储备，按华深电子全员及其直系亲属三个月用量计算。注意，不能从本地市场采购，要从湖南、广西等周边省份调货，分散购入。”
“明白。第二件？”
“第二，陈思北在上海做同样的事，但重点不同——你储备工业原料。你的通信设备厂需要大量有色金属、塑料粒子，价格放开后这些会最先暴涨。”
“第三件，”肖向东顿了顿，“方文敏，你在北京做一份分析报告，标题就叫《价格闯关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及缓冲建议》。不用署名，通过内部渠道递上去。重点提三条：建立基本生活品价格监测、严惩投机倒把、保障低收入群体。”
“这份报告会有人看吗？”方文敏问。
“不知道。”肖向东诚实地说，“但该做的要做。”
电话会议在九点半结束。挂断前，肖向东又补充了一句：“所有采购资金从我个人账户出。如果……如果最后价格没涨，这些东西就当作员工福利发了。”
李卫国在电话那头笑了：“向东，你什么时候失算过？”
肖向东没有笑。他望向窗外北京的夜空，星星很少，城市的灯光太亮了。
他知道历史——1988年的价格闯关，最终以抢购风潮和次年剧烈的经济调整收场。但知道历史和改变历史，是两回事。
三、暗流涌动
四月，传言像野火一样蔓延。
北京西单菜市场，大白菜的价格牌一天换了三次。排队买肉的队伍从凌晨三点开始，到早上八点肉铺挂出“售罄”牌子时，后面还有上百人。
“听说要涨价了！”一个老太太攥着布口袋，对排在她前面的中年男人说，“我闺女在百货公司上班，说上海那边肥皂都买不到了。”
中年男人苦笑：“何止肥皂。我同事昨天买了十大袋盐，家里厨房堆得跟盐库似的。”
清华园里也不平静。周振华教授找到肖向东，老先生眉头紧锁：“向东，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要出大事了？我老伴这两天跑了四家商店，才买到两瓶酱油。”
肖向东给老师倒了茶：“老师，您家里缺什么，跟我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周教授摆摆手，“我是说，如果真要价格闯关，你们这些懂经济的人，能不能写点东西？给上面提个醒？老百姓经不起折腾啊。”
“已经在做了。”肖向东轻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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