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东门的早餐摊藏在两棵老梧桐树的浓荫里，帆布棚被夏末的风扯得哗哗响，边角处磨出了毛边，露出里面的白色衬里，像件洗旧了的灰布衫。棚子底下的四张折叠桌，桌腿缠着黄胶带，是去年冬天冻裂后补的，胶带边缘翘起，粘着些干枯的梧桐叶。桌面油亮油亮的，那是常年被抹布擦出来的包浆，阳光照上去，能映出旁边煤炉的影子。
张嫂的三轮车就支在梧桐树下，车斗焊着三层铁架：最上层摆着蒸笼，竹篾的笼屉边缘泛着深黄，被蒸汽熏得发亮；中间层是油锅，黑黢黢的铁锅沿结着层硬壳似的油垢，是炸了十几年油条留下的印记；最下层塞着煤炉，炉口的铁皮被烧得发红，时不时“呼嗒”一声，吐出串火星子。车把上挂着个掉了漆的铝制筷子筒，里面的竹筷长短不一，却都洗得干干净净，筒壁上用红漆写着“张记”两个字，漆皮剥落，只剩个模糊的轮廓。
凌晨三点，我路过东门时，张嫂已经在忙活了。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领口别着枚铜色别针——上周洗衣服时拽掉了颗布扣，老伴儿说找裁缝缝上，她嫌耽误功夫，就这么别着。头发用根红绳松松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额前，被煤炉的热气熏得打了卷。
“张嫂，起这么早？”我往车斗旁凑了凑，煤炉的热气扑在脸上，带着股硫磺味。
她正往面盆里撒酵母，指尖沾着面粉，像落了层霜：“不早喽，”手里的搪瓷碗磕了磕面袋，“发面得三个钟头，晚了赶不上晨练的大爷们。”面盆里的老面引子泛着酸香，是她用了五年的“老伙计”，每天收摊都得喂点新面粉，像伺候孩子似的。
我蹲在旁边看她揉面，面团在橡木案板上“啪嗒啪嗒”跳，她的手掌按下去，胳膊带动着肩膀前后晃，浑身的劲儿都顺着胳膊传到手上。“您这揉面的架势，跟别处不一样。”我指着她手腕的弧度，“人家都使劲往案板上砸，您这慢悠悠的。”
张嫂直起腰，捶了捶后背——她有腰肌劳损，阴雨天疼得直不起身。“砸不得，”她用手背擦了擦额角的汗，“面团跟人一样，有性子。你越砸，它越拧巴，面筋拧成一团，炸出来的油条发僵。得顺着它的劲儿揉，让面筋舒舒展展的，吃着才软和。”她抓起块面团，在案板上转着圈揉，指腹蹭过面团的声音沙沙的，像春蚕啃桑叶。
天边泛起鱼肚白时，隔壁卖豆浆的老杨推着车过来了，车斗里的保温桶“叮叮当当”撞在一起。“张嫂，今儿的面引子酸不酸？”他掀开自己的豆浆桶，热气“腾”地冒出来，“昨儿我那口子说，你那糖包发得正好，酸甜口儿，比蛋糕房的还香。”
张嫂掀开面盆上的棉被，面团鼓得像个小山包，用手指按下去，坑眼慢慢回弹，还带着细密的小气孔。“你闻，”她把面盆往老杨面前凑了凑，“酸里带点甜，这才是发透了。”她揪下块面团，揉成小剂子，用擀面杖擀成圆皮，挖了勺红糖馅，左手托着皮，右手拇指和食指捏着边缘打褶，褶子又匀又密，最后在顶端拧了个小揪，“你看这褶，得捏十八下，多一下少一下都不行，不然蒸的时候会裂开。”
老杨啧啧称奇：“你这手艺，真是刻在骨子里了。”
张嫂笑了笑，把糖包放进蒸笼：“当年在国营食堂学的，师傅说，做吃食就得较真，差一分火候，味道就偏了。”蒸笼盖“咔哒”扣上，她往煤炉里添了块蜂窝煤，火苗“腾”地窜起来，映得她眼角的皱纹都暖了。
六点刚过，晨练的王大爷拄着拐杖来了，枣红色的拐杖头在水泥地上敲出“笃笃”声。“张丫头，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豆腐脑多搁点辣油，再来勺韭菜花。”他往折叠桌旁一坐，军绿色的褂子上还沾着草屑。
“得嘞，王大爷。”张嫂应着，掀开豆腐脑桶的盖子，里面的白瓷勺浮在脑面上，勺柄缠着圈蓝布条——去年冬天太冻手，她找了块旧口罩布缠上的。她用勺舀起豆腐脑，勺沿贴着桶壁刮过去，连点浮沫都没带，稳稳地倒进粗瓷碗里，再依次撒上榨菜丁、虾皮、香菜，最后浇上一勺红亮的辣油，油花在脑面上慢慢散开，像朵突然绽开的石榴花。“韭菜花在这儿，”她把个小瓷碗推到王大爷面前，“自己搁，您知道咸淡。”
王大爷眯眼瞅着碗里的豆腐脑：“你这卤子熬得真地道，虾皮是渤海湾的吧？鲜得直咂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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