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关掉编辑器，靠在椅背上，转脸看向落地窗外。这栋写字楼的对面是一栋几乎一模一样的玻璃幕墙大厦，隔着三十米的中庭对望着。两栋楼里加起来的员工可能有三千人，此刻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窗户还亮着灯。四月末的北京，晚风还带着凉意，但那些亮着的窗户里不会有人打开窗户透气，因为整栋楼都是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窗户根本打不开。
他的工位在最里面靠墙的位置，左手边是一个叫温晴的产品经理，此刻正戴着耳机开电话会议，声音压得很低，但林深还是能听见她在反复说一句话：“我知道这个需求很急，但伦理评估不走完我不能给你上线。”右手边是空着的工位，属于上个月离职的赵桐。
赵桐是和他同批入职的AI伦理调解员，一个做事极有条理的姑娘，她会在每个月初用彩色便利贴把当月要处理的案例优先级贴在隔板上，从红色到黄色到绿色，像一面小小的旗帜。上个月她离职的前一天，那面旗帜只剩下最后一张绿色的便利贴，上面写着：“处理完这批客服对话优化，这辈子不想再看AI说‘我很抱歉’了。”
林深帮她收拾东西的时候问她接下来去哪。赵桐说：“一家做临终关怀的公益组织，不碰任何有AI的东西。”她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但林深注意到她收拾键盘的时候手指在微微发抖。赵桐在这行干了两年零三个月，她在离职面谈里写的那句话后来在公司内部流传了一阵子：“我每天都在教AI怎么像人一样说话，但越来越不确定人到底想要AI像谁。”
电脑又弹出一条新的预警，这次是一个智能家居系统的对话记录。用户是一位独居老人，家里的智能音箱连续三天在凌晨两点播放音乐，原因是老人的孙子曾在半年前绑定过自己的音乐账号，而AI系统在自动学习了用户的作息和偏好后，推断“凌晨两点是用户高度活跃时段”。老人不会关掉这个功能，也不知道怎么联系客服，连续三天被吵醒后，他干脆拔掉了音箱的电源，然后在子女的电话里说：“你们给我买的那个东西，疯了。”
林深看着这段对话记录，久久没有动作。他知道这个问题技术上很好解决，只需要在用户画像权重里加入“睡眠时间段”的屏蔽规则就可以了。但让他坐在原地不动的，是这段描述里那句没有被任何系统记录下来的话——“你们给我买的那个东西，疯了。”
老人不会知道，那个“疯了”的东西背后，没有恶意，没有意识，没有任何人想要打扰他的睡眠。有的只是一行愚蠢的代码，一个不够完善的用户模型，和一群像林深一样在深夜的办公室里试图弥补这一切的人。
他最终还是在系统里创建了一个新的处理工单，优先级标为“高”。然后他关掉电脑，拿起外套，在电梯里碰到了刚从会议室出来的温晴。
“还没走？”温晴摘下耳机，眼睛下面一片青黑。
“刚处理完几个案子。你那个电话会开了快两个小时了。”
温晴苦笑了一下。“技术部新上的一个AI审核模型，总把正常的用户投诉标记为‘恶意攻击’，我在跟他们沟通调整阈值。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他们说‘被误伤的投诉只有3%，为了97%的效率，这个代价可以接受’。”
电梯到了地下一层，停车场里稀稀拉拉停着几辆车。温晴继续说：“我就问他们，那3%的用户怎么办？他们不说话。后来产品总监说，让那3%的用户走人工申诉流程就行了。但你知道那个申诉流程是什么样吗？用户要先找到客服入口，然后从机器人客服那里选择‘转人工’，然后等至少四十八小时，然后收到一封邮件，然后填一份表格……”
林深按开车门。“所以你今天晚上一直在跟他们吵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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