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这头无形巨兽的肆虐，似乎终于到了某个临界点。或许是因为该死的、能死的，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或许是因为天气转凉，不利于某些病媒；又或许，是死神也需要休息一下，准备下一轮的收割。李家坳每日新增的死亡数字，从骇人的个位数，逐渐降到了零。村外乱葬岗旁的新土包，密密麻麻地排了一小片，像大地溃烂的疮疤，无声地诉说着这场劫难。
然而，幸存下来的人们，还来不及为逃过瘟疫而庆幸——如果那麻木的、劫后余生般的茫然能算作庆幸的话——另一个更加原始、更加迫切的魔鬼，已经狞笑着扼住了他们的喉咙：饥饿。
瘟疫带走了部分人口，却也彻底摧毁了本就脆弱的生产和交换。没人敢去死去人家的屋里翻找可能残留的粮食，野外能吃的野菜、草根、树皮，早在流民过境和村民自救时被搜刮了无数遍，如今更是所剩无几。家家户户那点可怜的存粮，在漫长的惊恐和封闭中，早已消耗殆尽。
李根柱家也不例外。埋在后院污秽之地的那个小坛子，已经轻得能晃出声响。每天妇人用木勺小心地刮出一点点高粱米，混合着几乎只剩纤维的野菜干，熬煮成清澈见底、几乎照得出人影的“粥”，勉强维系着一家四口的生命。狗剩不再跑来跑去，大部分时间都蜷缩在炕上，节省体力。李老栓更加沉默了，眼神空洞地望着屋顶，仿佛在计算着自己还能撑几天。
赵老憨家的情况更糟。这天夜里，李根柱再次冒险溜去他家后窗时，听到的不是赵老憨的呜咽，而是他老婆有气无力的哀求：“他爹……实在不行……把柜子……把那柜子劈了吧……听说……听说榆木皮磨粉……也能顶一阵……” 然后是赵老憨带着哭腔的嘶吼：“劈了柜子睡哪？那点子木皮能顶个屁用！早晚都是个死！”
孙寡妇家同样陷入了绝境。她儿子铁蛋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了，只是睁着大大的、失去神采的眼睛，看着母亲。孙寡妇拿着家里最后一件稍微值钱点的东西——她男人留下的一把旧铜锁，想要去找王贵“通融”，看能不能换点吃的，却被王贵皮笑肉不笑地挡了回来：“孙家的，不是我不帮你，这年头，谁家有余粮？胡老爷那边也紧巴着呢。你这锁……不当吃不当喝，难办啊。” 那眼神，却分明在铜锁和她憔悴的脸上逡巡，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估量。
饥饿，这种最基础的生理痛苦，开始压倒对瘟疫的恐惧，成为驱动所有言行的第一动力。白天，村民们像游魂一样在村子里、田地边机械地晃荡，目光呆滞地扫视着每一寸土地，希望能发现一点遗漏的可食之物。晚上，则被腹中火烧火燎的饥饿感和对明日更深的绝望所折磨。
绝望如同深秋的浓雾，不仅笼罩着李根柱的小团体，也浸透了李家坳每一个幸存者的骨髓。一种危险的气息，开始在死寂中悄悄发酵。
最先打破这绝望沉默的，不是李根柱，也不是孙寡妇，反而是平日里最是胆小怕事、被高利贷和瘟疫吓得魂不附体的吴老二。
那是在村口老槐树下，几个同样被饥饿折磨得形销骨立的男人，趁着黄昏最后一点微光，蹲在一起，试图从干裂的树皮上刮下一点点能咀嚼的纤维。没有人说话，只有刮擦树皮的沙沙声和沉重的喘息。
忽然，吴老二停下了动作，抬起头，那双因为饥饿和焦虑而深陷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环顾四周，确认没有胡家的耳目，然后用一种干涩得如同沙砾摩擦的声音，低低地说了一句：
“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啊……”
没人接话，但刮树皮的声音都停了下来。几双浑浊的眼睛看向他。
吴老二舔了舔干裂起皮的嘴唇，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把后面半句更骇人的话，从喉咙里挤了出来：“要么饿死……要么……”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口，但蹲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听懂了那未尽的含义。那是一个他们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念头，一个足以抄家灭族的念头。但在连续经历了官差逼税、雹灾绝收、高利贷盘剥、瘟疫肆虐，如今又面临活活饿死的绝境后，这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恐怖念头，竟然像野草一样，在他们枯竭的心田里，顽强地、不可抑制地冒出了头。
要么饿死，要么……去抢？抢谁？胡老爷家？官府的粮仓？还是……别的什么？
“你疯了！”一个男人吓得浑身一哆嗦，下意识地压低声音呵斥，但声音里没有多少底气，更多的是恐惧。
“疯？”吴老二惨然一笑，指了指自己瘪下去的肚子，又指了指远处胡家大院隐约的轮廓，“等着饿死，就不疯了？王老五怎么死的？刘婆子怎么死的？赵铁匠家二小子怎么死的？是病死的，也是饿死的，穷死的！咱们现在，跟等死有啥区别？”
又是一阵死寂。只有晚风吹过光秃秃的枝桠，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冤魂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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