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分岔的小径
溪云村的春天，万物萌发，但村庄内部，却因一个看似良善的提议，陷入了一场静水深流般的分歧。
提议来自“溪云工造”的设计师苏蔓。随着“溪云美学”系列产品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订单量激增，根叔的竹编工坊、林悦的悦记厨房、甚至陆师傅的制茶团队，都面临着一个幸福的烦恼：如何既保证品质与独特性，又能满足增长的需求？
苏蔓提出的方案是 “主理人负责制” 。具体来说，就是将目前由村集体统筹、各作坊协作的生产模式，转变为由几位核心匠人（或团队）作为“主理人”，各自负责从设计、生产到品控、销售（部分）的全流程。村集体则退居为平台提供者、品牌管理者和协调者，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苏蔓在提案会上侃侃而谈，“第一，能极大激发主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会对自己的产品线全权负责，收入也直接挂钩。第二，能形成更清晰的产品品牌，比如‘陆氏古树茶’、‘根竹坊’、‘悦记手作’，便于市场识别和推广。第三，管理更扁平高效，减少集体决策的耗散。”
这个方案立刻赢得了虎子、杨帆等年轻一代的积极响应。他们看到了更清晰的职业路径、更大的自主空间和更直接的经济激励。
然而，反对的声音同样坚定。
福旺叔第一个站起来：“分开干？那不成单干户了？这些年咱们村的好，不就在一个‘合’字上吗？一家有难大家帮，一种手艺活不了，还有其他手艺托着。分开各干各的，手艺好的越干越大，跟不上的呢？喝西北风去？咱们溪云村，还要不要‘守望相助’这个老理了？”
陆师傅也沉吟道：“我的茶好，离不开后山那一片水土，离不开福旺他们日常巡山护林，也离不开村里统一议定的采摘公约和生态红线。让我一个人做主理人，我把茶价抬得高高的，只顾自己那块茶园，坏了整片山的约定，怎么办？”
林悦则担心另一种分化：“如果都各自为战，会不会变成恶性竞争？我的果酱用了后山的野莓，如果根叔的竹器工坊为了包装好看，也高价收购野莓做装饰，原料价格被炒高，或者大家互相保密技术……那还是溪云村吗？”
更深的忧虑在于文化认同。一些村民担心，“主理人负责制”会无形中强化“明星匠人”效应，将村庄的整体文化价值，寄托于少数几个成功的个人品牌上。那些技艺平凡、不善经营的普通村民，其贡献和价值会被边缘化，村庄赖以凝聚的 “共同体” 意识可能被稀释。
尹晴聆听着双方的争论，心中波澜起伏。她意识到，这不仅是管理模式的争论，更是溪云村走到了一个新十字路口：是继续坚持强调整体性、互助性和相对平均的“社区合作社”模式，还是转向更能激发个体能动性、适应市场竞争的“社会企业”模式？
这背后，是 “公平与效率”、“集体与个体”、“共享与竞争” 这些古老命题，在一个具体村庄中的现实碰撞。
尹晴没有急于做出裁决。她提议，将这个问题拆解，进行一系列小范围的 “压力测试” 和 “情景模拟”。
测试一：资源分配模拟。
假设实行“主理人制”，由杨帆团队建立模型，模拟未来三年，在市场需求波动、气候异常、原材料价格变化等不同情境下，几位潜在“主理人”与普通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化，以及对村集体公共服务资金（来源于管理费）可持续性的影响。
测试二：冲突解决推演。
设计几个虚拟案例：比如“陆氏茶”需要扩大古茶园，可能与相邻的生态保护林或村民自留地产生冲突；“根竹坊”急需特定竹材，可能与村集体约定的竹林轮伐计划冲突。在“主理人制”下，这类矛盾将如何协商解决？效率如何？公平性如何？
测试三：文化传承评估。
邀请包括陶阿婆在内的、掌握非热门技艺或知识的老人，以及像阿默这样有“非主流”兴趣的年轻人，共同评估：在新的模式下，他们获得学习、展示和支持的机会，是会增加，还是减少？
测试和推演的结果，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问题的复杂性。
模型显示，在某些市场利好的情景下，“主理人制”确实能带来整体收入的显着增长，但贫富差距拉大的风险不容忽视。
冲突推演表明，失去强有力的集体协调机制后，局部利益冲突可能升级，解决成本更高。
文化传承评估则提示，注意力与资源向“明星产品线”集中，可能会进一步挤压那些“不赚钱”但珍贵的文化角落。
与此同时，尹晴也组织村民，特别是年轻人，去参观学习几个不同模式的村庄：有高度集体化的，也有完全个体户为主的，还有探索混合制成功的。让大家亲眼看到不同路径下的真实生活状态、社区氛围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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