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前的那个黄昏，霞光把溪云村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祠堂前的空地上，妇女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孩子们追逐嬉戏，空气中飘着箬叶和糯米的清香。这应该是一个充满节日喜庆的寻常傍晚，如果村东头没有传来那阵压抑的哭声。
哭声来自春婶家。春婶五十二岁，丈夫十年前病逝，独自拉扯大儿子阿强。阿强很争气，考上省城的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去年刚结婚。这本该是苦尽甘来的日子，但三个月前，阿强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重伤昏迷，在ICU住了两个多月，最终还是没撑过来。
春婶接到噩耗的那天，村里很多人都去看了。她坐在堂屋的椅子上，不哭不闹，只是反复说：“怎么会呢？他上周还打电话说想吃我包的粽子。”
接下来的日子，春婶照常生活：早上开店，中午做饭，下午收拾，晚上关门。她甚至照常参加村里的公共活动，在织娘坊帮忙，在节日筹备会上提建议。只是话少了，笑容没了，眼神常常飘到很远的地方。
起初，大家都小心翼翼，安慰她“节哀顺变”，劝她“想开点”。春婶总是点头：“我知道，谢谢。”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安慰逐渐变成了某种微妙的不安。
“春婶这样……太冷静了吧？”
“她是不是还没反应过来？”
“总这样憋着，会憋出病的。”
有人建议她去看看心理医生，春婶摇头：“我没事。”
有人劝她出去旅游散心，春婶还是摇头：“店里走不开。”
大家不知还能做什么，只能尽量不提阿强，在她面前避免相关话题。村里的公共话语里，“阿强”这个名字渐渐成了一个被小心绕开的禁忌。
直到这个黄昏。
春婶的哭声起初很轻，像呜咽。后来渐渐放开，变成一种压抑了太久的、从胸腔深处涌出的恸哭。哭声从她家二楼窗户传出来，在节前的喜庆气氛中显得格外突兀。
包粽子的妇女们停下了手，互相交换眼神。孩子们被大人悄悄叫回家。祠堂前的空地渐渐空了，只剩下哭声在暮色中回荡。
尹晴听到消息赶过去时，春婶家门口已经围了几个人，但没人敢进去。哭声还在继续，断断续续，夹杂着模糊的词语：“我的儿……阿强……”
“多久了？”尹晴问。
秀兰低声说：“快一个小时了。我们敲过门，她不开。”
尹晴上前敲门：“春婶，我是尹晴，开开门好吗？”
哭声停了一瞬，然后是脚步声。门开了，春婶站在门口，眼睛红肿，脸上泪痕未干。她看到门口这么多人，愣了一下，随即低下头：“对不起，吵到大家了。”
语气是歉疚的，仿佛做错了事。
尹晴进屋，让其他人先回去。堂屋里，桌上摆着几个没包完的粽子，箬叶散在一边。墙上的照片里，阿强穿着学士服，笑得阳光灿烂。
“春婶，你想哭就哭，不用道歉。”尹晴轻声说。
春婶坐下来，双手捂着脸，肩膀又开始颤抖。“我就是……看到粽子，想起阿强最爱吃咸肉粽。我准备了料，包了几个，突然就……控制不住。”
她抬起头，眼泪又流下来：“我是不是很没用？这么久过去了，还是这样。”
“悲伤没有时间表。”尹晴握住她的手，“你想念儿子，这很正常。”
“可是大家……”春婶哽咽，“大家都希望我快点好起来。虎子前几天还说，春婶你要振作，村里活动还需要你。秀兰给我找了很多事做，说忙起来就忘了。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我……我忘不了。我也不想忘。”
这话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集体的期望中，个人的悲伤被认为应该“尽快过去”，以便回归正常的社区生活。因为一个持续悲伤的人，会让整个集体感到无措和沉重。
第二天，村里关于春婶的议论多了起来。
“春婶昨天哭得那么厉害，是不是该送她去医院看看？”
“一直这样下去不行啊，人都要垮了。”
“咱们村现在是‘幸福乡村’典范，外面人来参观，看到她这样……不太好。”
这些议论背后，是一种未被言明的焦虑：在一个被展示为“和谐幸福”的典范村庄里，如此深重的、持久的悲伤，似乎成了一种“不和谐音”。它挑战了村庄努力营造的整体叙事——在这里，问题被解决，困难被克服，生活总是向上。
尹晴意识到，溪云村遇到了一个比土地纠纷、代际冲突更隐秘的挑战：如何容纳无法被“解决”的个人苦难？如何在一个追求积极发展的集体中，为纯粹的、无目的的悲伤留出空间？
她想起老康画的那些记忆，有些是明亮的，有些是灰暗的。村庄的公共叙事总是更偏爱明亮的部分，因为那些部分更容易被讲述、被赞美、被展示。而灰暗的部分——死亡、疾病、失去、无法弥补的缺憾——往往被边缘化，或者被转化为“励志故事”（如“从丧子之痛中坚强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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