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寒风裹挟着边关的肃杀之气掠过京师宫墙。
乾清宫内烛火摇曳,崇祯帝接过一份来自遵化前线的奏报——文臣督师刘之纶力战殉国,纸页墨迹似仍带着战场血腥。
刘之纶本是翰林院编修,无世职荫庇与兵权根基,仅凭忠勇自筹粮饷、招募乡勇儒生,誓与后金死战。
他在遵化城外筑八面受敌营垒,率部以血肉之躯抵挡后金铁骑。
直至箭矢耗尽、营垒被破,刘之纶仍仗剑立阵前,厉声高呼吾受国恩,今日当以死报。
最终身中数箭倒在风雪中,麾下新军无一人投降,尽数战死。
崇祯帝读罢奏报,攥紧朱笔,指节泛白,痛惜长叹:之纶忠勇,真社稷之臣也!
当即传旨,拟追赠刘之纶为兵部尚书,谥,命礼部、兵部对其家眷从优抚恤。
然旨意未及盖玺,朝堂便掀起风波。
翰林院编修文震孟率先叩首谏言:武将战死乃分内之责,文臣殉国虽忠,然兵部尚书为极品官衔,非有再造社稷之功不可轻授。刘之纶未建破敌复地之勋,滥赏恐开冒功之风,将士皆知死易功难,谁复效死?
吏部尚书王永光亦附和:名器不可轻授乃祖宗成法,破格封赏难服众,请陛下收回成命。
一时间,诸臣或恳切劝谏,或据理力争,甚至有老臣以辞官相逼。
崇祯帝脸色数变,深知刘之纶是文臣报国典范,不厚赏恐寒天下之心;
却也明白明末官场积弊深重,冒功领赏屡禁不止,破格之举恐致日后乱象。
几番争执后,他终因朝臣压力妥协,下诏赐刘之纶祭葬半礼,谥;
仅荫其一子入国子监,其余抚恤按常规执行,这份旨意如无声叹息,消散在乾清宫的寒风中。
刘之纶之死,于其本人及麾下新军自然是不幸,于岌岌可危的明廷更是雪上加霜;
谁也未曾想,刘之纶的殉国,竟意外成了西北勤王军的救命稻草。
此前,陕西三边勤王军自驰援京师以来,始终处于“自筹粮草”的窘境。
延绥镇兵尤为艰难,甚至出现“杀马为食”的惨状,濒临哗变边缘。
朝廷诸公因专注于收复遵化,竟将这支远来的援军抛诸脑后。
直至刘之纶战死,朝臣在议论其功过时,才猛然记起这支困守京郊的西北劲旅。
崇祯帝闻讯震怒,当即下令户部紧急拨付粮饷,命延绥镇兵移驻京西南八十里外的良乡东关镇,就近就食休整。
一同调往良乡的,还有同为“西军”序列的固原镇、宁夏镇勤王兵。
三支队伍相互呼应,组成了西北勤王军的主力集群。
而出身京营、向来深得崇祯帝信任的临洮总兵王承恩,则率领麾下精锐入驻安定门翁城,负责京城核心区域的防御,形成了“京郊布防与京城守卫”的双重格局。
三支西北劲旅齐聚良乡,并非偶然——朝廷此举暗藏两层深意。
其一,良乡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京郊防御的重中之重。
良乡地处北京西南约四十公里处,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的咽喉要道之上,既是通往北京城的必经之路,也是南下保定、正定,西去房山、涿州的交通枢纽,素有“京西南第一关”的美誉。
在明代北京的防御体系中,始终遵循“内城-外城-京郊要地”的三层布防逻辑;
而良乡与东南方向的通州、西北的昌平、东北的顺义,共同构成了京郊防御的“四大支点”;
负责承担拦截外围来敌、缓冲京城压力的重要作用,是拱卫京师的第一道坚实屏障。
此时,后金大军虽已撤出京郊核心区域,但并未远去,仍在遵化、永平一带盘踞活动,伺机而动。
将陕西勤王军部署在良乡,一方面可与通州、顺义等地的驻军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彻底封堵后金从西南方向迂回包抄京城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良乡距离京郊战事前线不远,便于军队随时驰援遵化、永平一带,应对后金的突然袭扰,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其二,也是出于战略调度与军队管控的现实需求。
崇祯三年正月,京郊聚集的全国勤王军超十万人,带来两大难题:
一是粮饷消耗巨大,户部不堪重负,京郊粮草濒临枯竭;
二是军队混杂、军纪不一,易引发混乱甚至兵变——此前山西勤王军便因欠饷哗变,虽被镇压却敲响警钟。
因此,朝廷决意将勤王军向外调度,构建外围防线。
既减轻京郊粮耗,又消除了安全隐患。
良乡凭借地理优势与完善防御,成为分流西军的最佳节点。
更关键的是,陕西三边四镇(西军)长期欠饷,士兵疲惫怨怼,朝廷对其既依赖又忌惮——其战斗力强悍,却恐管控不当生变。
良乡既远离京城核心区域,又便于官府监控,是“既用且防”的理想驻地。
就在费书瑜他们西军在良乡休整加固防御时,一封紧急救援信打破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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