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新年伊始，刘骜登基为帝史称“汉成帝”。尊母亲王政君为太后，皇祖母王昭华为太皇太后。
刘骜登基后王昭华搬至馆陶王曾居住过的思贤苑，不在过问政事。
思贤苑位于未央宫宫西北角，本是馆陶王刘旭故居，后经数次修缮，倒也清幽雅致。王昭华迁入那日，只带了贴身侍女四人，箱笼不过十余口，皆是素日所读经籍与先帝所赐的零星旧物。她遣散了苑中大半仆役，只留几个老成园丁打理花木，又命人将正厅悬着的“思贤“匾额取下，换上一方自己手书的“静观“二字。
此后岁月，她每日晨起便在苑中竹林间漫步。春日看新笋破土，夏日听骤雨打叶，秋日拾落英入冢，冬日赏寒枝映雪。偶有昔日宫人前来请安，她亦温言相待，却绝不问及朝中一字。王政君曾数次遣人送些时新贡品，她只收下药材与布帛，那些珍玩玉器原封退回，附上一笺‘老妇无用，毋令暴殄’。
阳朔三年冬，刘骜亲往思贤苑问疾。那日大雪纷飞，帝王车驾止于苑门之外，刘骜独自踏着没踝深雪步入内庭。王昭华正坐于暖阁窗前抄录《道德经》，见他来，搁笔欲行礼，被刘骜慌忙扶住。祖孙相对默坐良久，窗外梅枝上的积雪簌簌而落。刘骜终是开口：“皇祖母，孙儿……孙儿近日多梦见父皇。”
王昭华凝视着案上那盏将尽的油灯，灯火在她浑浊的眼眸中微微跳动。她伸出手，像许多年前那样抚了抚孙儿的头顶，却只道：“陛下，哀家抄了一卷《清静经》，陛下若得闲，或可一观。”
刘骜接过那卷字迹娟秀的帛书，见末尾题着一行小字：“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攥紧书卷，喉头哽塞，终究未能再说出什么。
王昭华于永始元年春病逝于思贤苑，享年七十三岁。临终前三日，她命人将苑中那丛先帝手植的绿竹尽数移栽至先帝陵侧，又焚毁了数十年来所写的全部诗稿。侍女哭着跪求留几篇作念，她摇头道：“身后之名，非我所求。”
刘骜辍朝七日，亲赴思贤苑主持丧仪。他立于那方“静观”匾额之下，忽然想起祖父驾崩那日的晨光——原来二十余年光阴，不过是弹指一挥。那日他攥紧的袖中早已空无一物，而这座曾见证过三代人悲欢的宫苑，终将在岁月中渐渐荒芜，如同所有未曾说出口的眷恋与遗憾。
永始二年春，杜陵。
新栽的松柏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嫩绿的新叶覆盖了去岁冬天的苍灰。陵园很安静，只有守陵人的脚步声和偶尔的鸟鸣。
两个身影沿着神道缓缓走来。走在前面的老人拄着拐杖，须发全白，脚步蹒跚却坚定。后面跟着个中年文士，手里捧着香烛祭品。
“秦先生，就是这里了。”老人指着前方并立的两座陵墓。
秦越——如今已是古稀之年——抬头望去。左边是孝宣皇帝刘询的陵寝，右边是孝宣皇后王昭华的陵墓。两墓规制相当，这在汉代帝后合葬中并不多见。
“按照太皇太后遗愿，她的陵墓没有超过先帝，”守陵人恭敬地介绍，“但陛下坚持要立‘神道碑’，刻述功绩。”
秦越走到碑前。石碑高九尺，宽三尺，碑文是刘骜亲笔所书，由当世最好的石匠镌刻：“孝宣皇后王氏，讳昭华，房陵人。少淑敏，通经史。本始三年入宫，地节三年立为后。佐先帝定霍乱、设都护、安匈奴、兴文治。孝元皇帝幼冲，皇后临朝称制，镇抚内外，海内晏然。建昭十年崩，合葬杜陵。贤明仁智，垂范千古。”
短短百余字，概括了一个女人的一生。
“写得很好，”秦越轻声道，“只是……太简单了。”
简单的碑文，如何承载那些惊心动魄的岁月？如何诉说那些深夜里的挣扎、抉择时的痛苦、失去时的哀恸？
同来的文士是史官司马谈（司马迁之父）的弟子，名唤褚少孙。他正在编纂《孝宣本纪》，特意来收集资料。
“秦先生曾侍奉太皇太后多年，可否讲述些碑文之外的事？”褚少孙拿出竹简准备记录。
秦越在陵前的石凳上坐下，目光悠远：“你想知道什么？”
“比如……先帝为何坚持留下遗诏让太皇太后合葬？又为何太皇太后坚持陵墓规制不越？”褚少孙问道。
秦越沉默良久，秋风卷起陵前的枯叶，发出沙沙的声响。他伸手拂去石凳上的落叶，仿佛拂去的是三十年的光阴。
“先说合葬吧。”他的声音低沉，“元康二年，先帝立后，曾在宗庙前立誓——'生同衾，死同穴'。那时霍光尚在，朝堂暗流涌动，先帝需要一个能与他并肩之人，而非仅仅是一个皇后。”
褚少孙的笔锋微顿：“史书记载，先帝与皇后相敬如宾……”
“相敬如宾？”秦越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几分苍凉，“你可知黄龙元年先帝病重，太皇太后昼夜不离？先帝弥留之际，攥着她的手说'朕负你良多'。太皇太后只回了一句'陛下从未负我，是这江山负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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