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也是这个单位。”
林建国说完，手还扶在林野右肘上。
韩东山没有马上收那张调度通知。他把纸翻过来，紫色印记只剩半圈，能认出的字不多。
北安、运输、服务组。
“林师傅，你见过？”姜雪宁问。
她刚从处置室过来，右脚换了双医院的旧棉鞋。鞋大了一号，走路时一深一浅，脚踝外面还露着一截纱布。
林建国盯着印记，喉结动了一下。
“七四年冬天，江城行李房扣过一只木箱。后来就是这个单位来人，把箱子提走了。”
“箱子里装的什么？”
“没看见。”
韩东山皱起眉。
“没开箱？”
“开了一半。”
林建国伸手去拿桌上的烟，手指碰到烟盒，又停住了。
“这里不能抽。回病房说吧。”
护士已经在门外等着，把轮椅往屋里一推。
“早该回去了。你们查案不疼，病人疼。”
林野坐下时，左肩刚挨到椅背，疼得吸了口凉气。
回到病房，林建国没有接着往下说。他把林野安顿好，拿上棉帽便出了门。
两个多小时后，他夹着一本巴掌大的黑皮本回来。封皮磨得发白，边角还沾着机油，翻开以后全是车次、日期和人名。
他翻到中间，几页纸粘在一起，撕开时带下一点纸毛。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行李房，木箱一只。货签写的是缝纫机配件，过秤单上一百二十六斤。
下面还有两行已经褪色的小字。
箱内有布包，疑似手表零件。北安来电，暂缓处理。
林野看完，抬起头。
“这箱子后来放了？”
“第二天下午放的。”
“谁让放的？”
“行李房收到一张转运通知。通知上盖的，就是刚才那个印记。”
林建国拿过黑皮本，用拇指压着那页纸。
当年他从北安回江城，正赶上行李房清点积压货物。那只木箱的货签被水泡过，封钉却是新换的。
负责搬箱子的行李工姓许，大家都叫老许。木箱掉到板车上时，侧板裂开一道缝，里面没有机器零件碰撞的声音，只有一包包软东西。
老许拿撬棍起开两颗钉子，从缝里摸出一个布包。
布包里装着没有表盘的手表机芯。
“你看见了？”姜雪宁问。
“我就在旁边。”
“东西登记了吗？”
“老许去叫值班员，我守着箱子。不到半个小时，北安电话先到了。”
电话说木箱属于支援生产的急用货，货签进水后由江城补签，不许耽误转运。行李房不敢放，第二天又来了一张盖章通知。
“通知上有没有经手人？”
林建国低头想了一会。
“姓什么记不清了。来提箱的是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北安口音。老许叫过他一声小彭。”
林野放在被子上的手动了一下。
“老彭？”
“那时候没人这么叫。”
林建国的拇指在纸页上来回蹭，把那几个褪色的字都遮住了。
木箱被提走以后，老许说要把摸出来的机芯交上去。可值班员再去找时，布包已经不在保管柜里。
三天后，老许死在东调车场的货台下面。
值夜的人说他喝了酒，踩空摔下去，后脑撞在钢轨边上。现场没有旁人，家属也没提出异议，最后按意外结了。
“他喝酒吗？”林野问。
“喝，可上班不喝。”
“你怎么肯定？”
“那天晚上我跟他换过半壶热水。他杯子里只有茶叶，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
病房里安静下来。
“后来没人查？”林野问。
“我找过行李房，也去过调车场。布包没了，箱子走了，老许家里只想早点办后事。”
林建国停了一会。
“乘警管的是车上的事。货已经交出去，我拿不出东西，只能在本上记一笔。”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林建国抬眼看他。
“那时候你十七岁，刚跟秦老三混。告诉你有人害死老许，你能干什么？”
林野张了张嘴。
十七岁的他听见这种事，大概真会拎着砖去找人。找不找得到先不说，林建国多半还得去派出所领他。
姜雪宁伸手去拿黑皮本，手碰到封皮，又先问了一句。
“这本能暂时交给分局吗？”
林建国没有立刻松手。
黑皮本里不只记着木箱，还有他十几年出乘留下的东西。抓过什么人，在哪儿受过伤，哪回误了车，都是他自己的旧账。
过了一会，他把手挪开。
“该抄的抄，别弄丢了。”
姜雪宁接过本子，把那一页折了个纸角。
“不折。”林建国马上说道。
她又把纸角展平。
“行，夹张纸。”
韩东山从牛皮纸袋里抽出一张空白封条，夹进那一页。
林建国空下来的手在裤缝上擦了两下，最后还是摸出烟盒。病房里不能点，他便一直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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