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交会结束后的第十天，林远舟站在汕头老城区那栋三层老宅前，手里握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
这栋房子是父亲留给他的唯一遗产——一栋建于八十年代初的旧式自建房，外墙的白色瓷砖已经泛黄，二楼的窗台上还挂着几盆早该枯死的花草。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父亲入狱、保外就医、再到病逝，林远舟几乎没回来过——不是不想，是不敢。
上一世的记忆和这一世的经历重叠在一起，让他在门前站了很久。
“远舟哥，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
张秋生从面包车后面探出头，手里拎着一把铁锹和几个编织袋。他看了看这栋老宅，挠了挠头：“你两年没回来过了吧？”
“三年。”林远舟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半圈，锁芯卡住了。
“我来。”张秋生接过钥匙，用力转了转，锁芯发出咔嚓一声脆响，大门嘎吱一声推开了。
一股陈腐的霉味扑面而来。
林远舟站在门槛外，定了定神，然后走了进去。
堂屋里的景象让他心里一沉——老式的藤椅歪倒在地上，茶几上有几只翻倒的玻璃杯，墙上挂着的全家福相框已经从钉子上脱落，斜斜地倚在墙边。一切都保留着父亲去世前夕的样子——准确地说，是父亲被带走那天下午的样子。
张秋生跟在他身后，沉默了一会儿：“这屋子得好好打扫一下。你想找什么东西？”
“我爸的遗物。”林远舟说，“他有一口樟木箱子，放在楼上卧室里。”
他走上吱吱作响的楼梯，二楼走廊左侧就是父亲的卧室。门没有锁，一推就开。
卧室里的东西出奇地整洁——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国际贸易实务》和一个老式闹钟。书桌靠窗，桌面上压着一块玻璃板，下面是几张泛黄的旧照片——有父亲的单人照，有父母的结婚照，还有一张他小时候的全家福。
林远舟走过去，目光落在一张照片上：照片里，父亲站在一个写着“汕头市对外贸易公司”的牌子前面，身穿中山装，脸上带着意气风发的笑容。那时候的父亲才四十出头，意气风发，眼睛里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和后来那个在监狱里饱受折磨、形销骨立的老人完全不同。
林远舟深吸了一口气，移开视线，目光转向卧室角落的那口樟木箱子。
箱子不大，大约六七十公分长，四五十公分宽，表面是深棕色的樟木纹路，黄铜锁扣已经有些发绿。这是父亲的宝贝，里面装着他所有重要的文件——毕业证书、职称证书、工作笔记、还有一些合同和信件。
林远舟蹲下身子，伸手摸了摸锁扣。
锁着。
“爸，你连死都没告诉过我密码。”他低声说了一句，然后伸手在箱子的底部摸索了一圈。
在箱子底部靠近铰链的地方，他摸到一个小凸起——那是父亲的习惯，每次锁箱子都会在左下角的缝隙里塞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密码。
他抽出纸条，上面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数字：0524。
那是母亲的生日。
林远舟拧动密码盘，咔嗒一声，锁开了。
他掀开箱盖，一股樟木和旧纸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箱子里面分上下两层：上层是几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各种证件和证书；下层是一叠叠用牛皮纸包裹的文件，用红色橡皮筋扎着。
林远舟先把上层的东西拿出来，一样一样地翻看。父亲的毕业证书、职称证书、劳动模范奖状、参加广交会的参展证——每一样都保存得很好，看得出来父亲对自己从事的外贸工作有一种深深的自豪感。
他抽出最下面的几份文件，外面包着的牛皮纸上写着“个人材料”四个字——那是父亲的字迹，工整而有力。
林远舟拆开牛皮纸，里面是一沓沓泛黄的纸，有法院的判决书、有律师的辩护词、还有几份打印好的申诉材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父亲在去世前，一直在为自己申诉，一直在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翻到最下面，手指触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是一封信。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没有邮票，没有收件人地址，只在正面写着两行字——“儿远舟启。父亲留。”
信封上沾着些许灰尘，边角微微发黄——像是写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寄出去。
林远舟的手停了一下，然后撕开了信封。
里面是三页折叠得很整齐的信纸，字迹是父亲的手书。信的开头写着——
“远舟吾儿：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爸爸已经不在了。有些话，我想了很久，决定还是写下来给你。”
林远舟的喉咙一紧。他坐到床边，靠着床头，继续往下看。
“这些年我不愿意跟你多说你妈去世后发生的那些事。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口。一个男人，受了冤枉，连让儿子知道真相的勇气都没有，这是爸爸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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