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在保定城隍庙派出所的后院，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子。屋子不大，顶多十来平方米，墙壁刷了白灰，年头久了，白灰泛了黄，墙角上还有一溜被椅子靠背磨出来的黑印子。一盏白炽灯从房梁上垂下来，灯泡表面落了灰，亮倒是亮，就是亮得有些刺眼。
何大清被带进来的时候，那盏灯正好悬在他头顶上，把他脸上每一条皱纹、每一个毛孔都照得清清楚楚。他的眼睛肿着，鼻头也肿着，刚才在白寡妇屋里哭过跪过，那张脸看起来像一块被揉皱了又摊开的旧抹布。
“坐下。”赵刚拉开桌子对面那把椅子。
何大清老老实实坐下了。椅子腿不太稳，他坐上去的时候晃了一下，赶紧用手撑住桌沿。手铐他已经不用戴了——赵刚在进门前给他解了。但何大清的两只手还是攥在一起，指节发白，像是还惦记着刚才跪在地上时那种冰凉的感觉。
赵刚把记录本摊开，钢笔帽拧下来，笔尖在纸上点了点，留下一个绿豆大的墨点。他抬眼看何大清，那道从鼻梁划向左眼角的疤在灯光下格外明显。
“姓名。”
“何……何大清。”何大清的声音哑得厉害，像是嗓子眼里塞了砂纸。
“年龄。”
“四十二。”
“籍贯。”
“四九。”
“职业。”
何大清卡了一下。他原来在四九一家小饭馆当厨子，手艺还过得去，但算不上多好。后来跑出来跟白寡妇到保定，这几个月一直没正经上过班，就在城隍庙街上帮人搬搬货、打打短工，挣几个零花钱。这些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说。
“打短工的。”他最后挤出来四个字。
赵刚把这一段记下来，笔尖划过纸面，沙沙的，在安静的审讯室里听着格外响。旁边坐着的孙副主任没有插话，只是靠在椅背上，两只手抄在袖子里，像是在等一出他早就知道结局的戏。
“何大清，”赵刚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笔放下，十指交叉搁在桌面上，“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吗？”
何大清的眼珠子转了转。他在想，在盘算，在把自己的处境翻来覆去地掂量。他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掂量——掂量哪头轻哪头重，掂量怎么说话对自己最有利。刚才在白寡妇屋里跪下的那一刻，他掂量过了；跪完之后该认的罪，他也在心里预演了一遍。
“知道。”他点头，很用力，像是点头点得越用力就越显得认罪态度好，“我……我不该丢下孩子。柱子还小，雨水更小，我这个当爹的——”
“你知道丢下未成年子女犯法吗？”赵刚没让他把话说完。
何大清的嘴巴张着，剩下的话噎在嗓子眼里，上不来下不去。他脸上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变了又变——先是愣，然后是慌，最后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
“赵公安，”他的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低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事说起来，我也有苦衷……”
赵刚没有打断他。审讯这东西，有经验的公安都知道，有时候你得让嫌疑人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说得越多，漏洞越多。越是想给自己辩解，越容易把自己绕进去。
何大清见赵刚没打断，胆子大了一些。他往前挪了挪屁股，椅子又晃了一下，这回他没扶。
“那个白寡妇——白淑珍——她缠着我。真的，赵公安，我不瞒您说，我一个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老婆死了好几年，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他说到这里的时候脸上浮出一种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讨好笑容，“她一个寡妇，年轻的时候长得也不差，主动找上门来，我……我是没把持住。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错啊！”
“然后呢？”赵刚问。
“然后她就说要跟我来保定。”何大清越说越顺，像是在说一件别人的事，“她说她有亲戚在保定，日子比四九好过，让我跟她一起走。我当时……我当时脑子一热，就……”
他抬起手在太阳穴边上比划了一下，表示自己当时脑子不清楚。这个动作做得太过熟练，像是在心里排练过很多遍。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走的？”赵刚问。
“就那天。”何大清说，“她来找我，说东西都收拾好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
“来不及什么？”
何大清又卡住了。他不能说——不能说白寡妇跟他说“易中海那边催了”，不能说白寡妇告诉他“你要是不走，这事就黄了”。这些都不能说。
“来不及……赶火车。”他硬着头皮编了一个借口，连他自己都知道这个借口有多拙劣。
赵刚看了他几秒钟，没有说话。审讯室里安静下来，只有那盏白炽灯嗡嗡的电流声，细得像蚊子叫。何大清被这安静弄得浑身不自在，两只手在大腿上搓来搓去，把那块打了补丁的棉裤搓得起了毛。
“何大清，”赵刚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冷了几分，“你说白寡妇缠着你，是她勾引你，你是被动的——那你告诉我，你走的时候给孩子们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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