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议，乃是以问策为主要导向的讨论，稍稍不同于针锋相对的辩论，亦不同于以讲者为主的经筵讲席，而是先由策问之人抛出议题，并主导议题走向，避免参与策议者陷入某些无意义无止境的争论，甚或偏离了主议题。
这赋予了发起策问的主议者超然的决断地位，却也变相要求主议者保持相对中立，能对参与策议的双方乃至多方观点衡平视之，若主议者心中已有定见，那策问就是走走过场，毫无意义可言了。
毫无疑问，主议者要拥有决高的威望和决断力，否则极易被策议者带偏主题，乃至惨遭忽悠。
能入列朝堂的大臣，皆是久居高位的老狐狸，饶是诸多武将，也绝非表面上那般鲁莽冲动的，更有不少武将是故意以莽夫面貌示人，倒不是想以此蒙蔽帝皇，更不至口蜜腹剑，而是某种形式的自我保护。
譬如在朝议中遇着言官提出甚么难以应对的诘问，或是要替皇帝背锅时，就故意莽上去，甚至吹胡子瞪眼的吼几句，皇帝就趁机以殿前无状治罪，甚至让郎卫拖下去，罚个闭门思过甚么的，也就没人有再追问的机会了。
又或是察觉自身权势过大，皇帝已有所猜忌时，不少武将也会故意犯些看着很鲁莽的小小罪过，让皇帝有由头治罪削权，非但能化解皇帝的猜疑，日后更能获得更大的信重。
君臣相处，朝堂应对，皆是需要智慧的。
武将能入列朝堂者，多半是曾领兵征战，夺取战功的将帅，谁不是熟读兵书，擅于韬略，这般人物会是傻的？
谁若真将他们视为无脑莽夫，谁才是天下最大的蠢货！
更遑论尚有不少擅长谋划的“智将”，譬如现任太尉郅都，真若想坑人，那就是彻底往死里坑，且都不带半点眨眼的。
总而言之，满殿群臣没几个是好对付的，若是皇帝脑子不太好使，想明辨是非曲直实在不容易，故也不免偏向自以为的“忠臣”，往往会更倾向采纳他们的谏言。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大道理谁都会说，不因人废言也不难，但若要求帝皇事事“明察秋毫”，那也太过严苛了，神仙都做不到的。
当然，皇帝愈是英明，群臣就愈是不敢忽悠，故说来说去，打铁还需自身硬，想揽瓷器活，就得有那金刚钻，光指望臣民忠君任事，那是不成的。
太子刘沐尚嫌稚嫩，且不说威望甚么的，单说策问技巧和机锋应对，给老狐狸们提鞋都不配，若非御座上端坐着他那英明神武的皇帝老爹，怕不得被群臣忽悠瘸了。
皇帝陛下旁观策议，不发话，不表态，面无表情的不表露出明显的倾向性，群臣反是压力更大。
刘沐无疑也晓得这点，故虽心下难免忐忑，但终究还是有些底气的。
“金融涉及财税，乃大农府职守，此事又乃大农府财部与商部呈禀殿上，大农令以为该如何应对？”
御座之侧，太子殿下沉心静气，缓缓出言询问道。
“回殿下，此事实乃各大钱庄太过冒进所至，中央钱庄为诸府共同监理，集司与计司每岁皆会推估各钱庄所须自备的金银储备比例，并时时发文警醒，奈何各大钱庄急于铺展驻点，且毫无节制的大肆放贷，才导致周转不善，金银储备不足。”
大农令东郭咸阳晓得，这话说出来必会得罪贤王刘非和国舅田胜，然眼瞧着就能承接相位，他肯定是不会为旁人背锅的：“依臣之见，当敦促各大钱庄量力而为，限缩放贷之赀，且不再大肆展铺，如此则无须国库出赀纾困，至多三年，待得回收足够利钱，便可轻易化解此等困局。”
刘沐微是颌首：“嗯……事缓则圆，倒是有些道理。”
对于各钱庄所获利差，他也是知晓的，正如东郭咸阳所言，即便维持现有的放贷之赀不缩减，有个三两年光景，回收近愈两成的利钱，也就足以应对了。
然身为主议者，自不能偏听一人之言。
他将视线转向左席上首，复又问询道：“少府钱庄的金银储备余量应是充足无虞的，旁的民间钱庄规模也不大，现下阖待纾困者，无非帝国钱庄和百业钱庄，不知贤王和国舅对大农令所言有甚异议？”
朝堂之上，尊卑无关长幼辈分，身为太子的刘沐，自不会随意称刘非为皇伯，更不可能唤田胜为舅祖父。
国舅田胜脊背冒汗，若非不敢先于刘非表态，他早就出列请罪了，只要不遭究责，甚么裁罚他都接受，钱财乃身外之物，日后再赚就是了。
贤王刘非却是扬眉，缓声道：“回殿下，现今我帝国钱庄的分铺早已遍布各郡县，本就无须再急于铺展，新设的诸多驻点皆在境外，乃是为辅助汉商尽速抢占番邦商市，放贷的对象亦为汉商，若是冒然停止，无异因噎废食。”
此言一出，非止太子刘沐颌首认同，便连不少文臣武将亦是出言附议，掌控番邦民生命脉乃是汉廷既定国策，且大农府本身也从中获取了高额商税，是个庞大的利益共生架构，涉及朝堂各大派系的利益，不是说停就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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