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奏疏中，有部分来自青州，说是东莱太守黄祖所督练的水军略有小成，苏飞、张允等都督熟悉航道时，在东牟附近的岛屿上发现了北海王室的成员，为避战乱而来此岛，当地人称其为刘公。黄祖怀疑此人与辽东公孙度有联系，因为当年公孙度曾派人跨海而来，在沿海一带设立营州，笼络了不少本地人。
此外，还有冀州刺史王邑呈报的关于渤海盐田的探查情况；镇南将军徐晃对淮南裁兵、屯田的后续细节敲定；幽州、汝南的军事进展；交趾太守士燮因为区景卫毅、钱博等叛将据苍梧作乱，难以向朝廷贡输，请求皇帝早日派兵打通荆交要道的祈盼……
“公孙度已通过张辽递来降表，如今幽州才驱走部分乌桓，士民疲弊，要以休息为重，此时不宜再弄出是非。”许褚将搬来的席榻、桌案摆在一处没了亭盖、只剩一根亭柱的台基上，皇帝与荀攸两个在简陋的蔺席上坐着，指着一份奏疏说道：“既是北海王的家事，就先由该国中尉来查，以后若是未结，再移交廷尉不迟。”
辽东太守公孙度经营多年，东征高句骊、西征乌丸，威震一方，自称辽东侯、平州牧，穿戴出行拟于天子。由于他麾下兵强马壮、地处偏远、又与乌桓等部族联系密切，皇帝不放心让张辽贸然远征。于是打算先暂时安抚，诏拜武威将军、永宁乡侯，作为交换，公孙度不仅要停止一切僭越行为，还不得阻拦管宁、邴原、王烈等避难辽东的中原名士接受朝廷征辟。
公孙度碍于朝廷一统天下的威势与兵锋，又因为同乡故友、宁胡将军徐荣的书信劝诫，不得不忍气吞声，将僭越的冠冕与车驾藏在府库里，放任管宁等人自愿来去。
皇帝没有把收服辽东纳入当前的安排，是因为他当前要养精蓄锐，整顿内部，等到朝廷的实力一旦恢复，别说一个辽东，就是三韩、扶余、高句骊，都要一次性征服。处理完这件事，皇帝又拿起王邑的奏疏看了看，无论是渤海盐田还是巨鹿水患，王邑都没有急功近利，而是有条不紊的推行着，皇帝看过，批几句话就当是在时刻关注了。
不过看到奏疏的末尾，皇帝忽然放下奏疏，说道：“王邑与主簿李孚似乎有些不愉快？”
荀攸知道王邑是在奏疏里提到了自己对李孚的不满，起因是钜鹿太守张导想疏浚河道，先要将钜鹿的民户摸查清楚，这样才好组织百姓服劳役开挖河道。然而郡中残破，没有准确的籍册，张导只好求助于王邑。王邑知道李孚就是钜鹿人，又是冀州主簿，便让他负责此事，若是钜鹿郡的民夫不够，便从邻郡调人。
这本是件好事，却被李孚以‘冀州涂炭，骤兴大工，非百姓所望’为由拒绝，甚至要求延缓修河工。
他们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或是王邑一个冀州刺史所无法解决，只是因为王邑在清算叛逆的时候得罪过不少冀州人，为此想拿李孚做突破口，从而立稳脚跟。
荀攸存了息事宁人的心思，简单的将王邑二人的龃龉说了一遍，然后道：“这本是地方上的小事，倘或今后形成定例，地方州郡长官与属吏不和，皆上奏御前，公告天下，则至朝廷颜面于何处？依臣看，陛下还是让王邑自行处置为好，既然陛下选中此人为刺史，其自然要有才干管好属下，不然谈何治理大州呢？”
皇帝被荀攸说动了，李孚充其量是迂腐，不能说犯了什么大错，上位者最忌讳的就是随便拉偏架，他也着实不愿将精力浪费在这等琐事上面。王邑如果真是有能耐、有手腕的，就不会轻易的被手底下人架空，更不会因为一点挫折就放弃自己推行的主张。当下他略一颔首，将此事搁在一边，另外提起别的事：“屯田的事已有成例，徐晃要在淮南因地制宜就尽管放手去办，不用事事请奏。”
想了想，皇帝又说道：“他是镇南将军，交州的事也一并归他统管，至于派遣何人去苍梧平乱……依我看，就拜沮隽为安远将军，吴匡为立武中郎将，两人再从荆州调集一批兵马过去。至于士燮，等交州平定后，征辟他入朝做中散大夫吧。”
士燮是颍川名士刘陶的弟子，可能是念着一份香火情，荀攸忍不住插话道：“士威彦为交趾太守有十年之久，士氏亲族多出任交州各郡要职……朝廷一旦征辟，臣恐其会托词年迈、路途，不肯就任。”
“荀君的意思是他会嫌官小？”皇帝嗤笑一声，他近来一直致力于将各地豪强名士征辟入朝，强干弱枝，虽然这样会导致朝廷上的权力纷争愈加复杂，但也能为地方上的改革减少阻力。士燮是交州的地头蛇，不把他调走，以后开发交州时还得看士氏的脸色。皇帝眯着眼睛，斟酌道：“士燮安定岭南，招纳流亡，怀柔诸夷，也算是有功，就再封他一个关内侯吧……先到长安来，以后还得用他。”
荀攸没有再提出书面反对的意见，他能为素不相识的士燮多说一句话已是不易，皇帝话都说到这里，荀攸犯不着再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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