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制大金很重要，不能让他轻轻松松就灭掉大辽，否则一旦辽也完蛋了之后，金怕是扭回头就会对付大梁，当然曹岩也不怕他们，可问题是他不愿意以一己之力去承受大金的压力，所以他必须要给大金找个敌人，大辽就是最好的选择。
关于大金，后世网络上又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在未来，以岳家军为首的南宋军队，确实是狠狠的抵抗了大金的入侵。但是肯定有人会疑『惑』，为什么后来明明岳家军都没了，为何大金还不灭掉南宋呢？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民族英雄岳飞被杀害于临安城的大理寺中，时年三十九岁。在岳飞临死前的供状中，只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字。岳飞自宋末投军，带领岳家军与金人大小数十余战，胜多败少，使金人不由得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
那么，面对南宋这样“自毁长城”的行为，金军为何不顺势南下，一举灭掉南宋？其实，只要回到历史现场，仔细分析当时的局势，就不难理解为何金人不趁势南下这一决定。首先是金朝的内部原因。从军事的角度讲，自1114年起兵至1142年，金人一直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原有的精兵良将在战争中死伤惨重。金人在许多战事中不得不依靠战斗力低下的汉人仆从军，这使得金军的作战效能大为降低。
虽然金人在绍兴十一年冬季击败宋军，先后占领了泗州、楚州、濠州等地，但由于长期作战，金军兵势不振，后勤补给困难，再加上天气等原因，因此厌战气氛浓厚。甚至金人出现了“宰杀骡驴，相兼为食”，“辎重俱尽，有食奴婢者”的极端现象。在金军停止进攻，撤军清点时，其发现辎重骡马仅余四成，奴婢则十无六七。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向主张对宋用兵的金将宗弼，也就是金兀术在听闻宋军即将挥师北上时，竟然“大惧，乃遣毅，与良臣等偕来”。
再加上虽然金军占领了华夏北部大部地区，但是金人在这些地方的统治并不稳固，各地抗金势力如春日野草般层出不穷。金人因此不得不分散部分兵力去平定义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军的前线军力。因此无论岳飞是否被杀害，在绍兴十一年时，金人已然无力对宋军发动全面进攻，只能与宋军隔江对峙，保证自己已占有的领土不被宋军收复。
其次则是政治上的原因。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每一次战役的发动都要受到政治这双无形之手的『操』控，一旦『操』控这双手的大脑出现问题，那么战争的前景定然不会明朗。随着宋金战争的进行，金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日趋激烈。掠夺来的土地与财富如何分配，越来越多的军队由谁控制，中枢权力由谁主导，都是金朝贵族们所关心的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金朝贵族内部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仅在绍兴八、九两年时间内，就爆发了挞懒夺权与宋议和，金熙宗、宗弼杀挞懒与宋开战这样重大政治决策上的反复。
在金熙宗上台后，着力推行中央集权，希望削弱贵族和军阀权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在宗弼领兵南下时，金熙宗的支持者宗干病逝，这导致金朝内部皇权派的势力被极大削弱，金熙宗加强皇权的举措面对危局。在此情况下，宗弼不得不考虑班师回朝，辅佐金熙宗。总之，金朝内部亦非铁板一块，围绕着权力和财富，皇帝、官僚、贵族、军阀之间互相倾轧，削弱了金朝的自身实力，这也是金军没有在绍兴十一年岳飞死后趁势南下的重要原因。
在宋朝方面，虽然在战争开始时宋军的战斗力远不如金军，但宋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经过长期磨炼，战斗力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是无须多言的。宋朝在重建『政府』的同时，也在一步步的推行收兵权的措施。传统观点认为，收兵权主要是帝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身统治的措施。
但是在南宋初期的特殊时期，由于各地军队大多数是在战争中崛起的家军，只听命于一个统帅。再加上各地家军都有自己的财政系统，使得能够他们独立于中央，因此许多将领拥兵自重，并且随时都有反叛的危险。建炎年间的苗刘兵变和绍兴年间的淮西兵变就是此例。一群随时都有可能叛变的军队，肯定不是一个新兴『政府』能够依靠的国防力量，所以对南宋政权来说收回兵权是巩固国防的重要举措。
更要命的是，军队的私家化造成了军令不一，号令不严的情况，这使得在很多场战斗中，出现了由于将领之间不和导致战斗失利的情况。如在绍兴四年，金、伪齐联合攻宋，宋高宗明令张俊与刘光世援助韩世忠，协同作战。可张、刘二人却不听号令，导致金军攻陷滁州，并准备造船南渡。次年正月，为解决三人不和的问题，宋高宗甚至亲自召见三人，劝说三人以大局为重，可并无多大效果，三人仍然各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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